赫鲁晓夫的报告，重现了大恐怖的腥风血雨，令与会者惊愕、愤慨，特别是那些遭受牢狱之苦后恢复名誉的人，都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接着，报告人把刀锋转向斯大林。他说：“在这些事件中，斯大林自己就是检察长。他不仅批准逮捕令，还亲自发出逮捕令。”“在1937年到1938年期间，共有383份这样的名单交给了斯大林并得到了他的批准，其中包括苏维埃的、党的部门的、共青团的、军队的和经济部门的数千名共产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
《秘密报告》指出，大量逮捕的浪潮在1939年开始消退，有人开始告发内务部使用肉体压迫手段。针对这种情况，斯大林向各州、各加盟共和国的党委和内务部门签发了密电：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指出：“内务人委部的肉体压迫方法是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许可而在1937年以来实行的……众所周知，任何资产阶级谍报机关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都是采用极其残酷的肉体压迫的。既然如此，……社会主义的谍报机关却允许对资产阶级的凶恶敌人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仍然有必要对那些人民的公开而顽固的敌人采取例外的措施——肉体的压迫，这是正当的做法……”
赫鲁晓夫向大会通报说，在本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讯问了审判员罗托斯，即曾经审判过柯秀尔、丘巴科和科萨列夫的那个人。罗托斯供认：“我们得到通知，说柯秀尔和丘巴科是人民的敌人，于是，我就必须使他们说出是人民敌人罪状的口供。”赫鲁晓夫转述到这里的时候，又引起了全场的骚动。
罗托斯就是靠拷打获得口供的，当时给罗托斯下命令的是贝利亚。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罗托斯还说：“我还以为在执行党的命令呢!”按照当时“斯大林就是党”的理解，自然，这个党的命令就是斯大林的命令。
赫鲁晓夫的报告按时间的顺序，从列宁的遗嘱讲到30年代大恐怖的惨景，接着，他揭开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内幕，让人们的目光凝集在斯大林大元帅最高功勋的光环上。
赫鲁晓夫不仅以大量史实打破了关于斯大林的神话，使他复原为历史现实中的人，而且指出，“个人崇拜发展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首先是因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计地鼓励人们宣扬他自己”。
最后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历数个人崇拜的多方面危害，他代表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并提出了三项措施。
最后，赫鲁晓夫扬起洪亮的大嗓门结束了他的讲话：
“我们提出了克服个人崇拜，克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象，以及消除其严重后果的许多问题，这一事实证明，我们党拥有巨大的道义力量和政治力量。（长时间掌声）
“我们相信，党将依靠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定，带领苏联人民沿着列宁主义的道路走向新的胜利。（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我们党的胜利旗帜——列宁主义万岁!”（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变为欢呼声，全场起立）
尽管赫鲁晓夫首先提议对这个报告要严加保密，但他本人并不想那么做。二十大闭幕几天之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发出指示，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全文向全党的积极分子传达。为此，报告的文本在一专门印刷厂印出后，迅速地下发到所有党的区委和市委。全国分三个层次先后传达：先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再是全体党员，最后是党外的所有群众。所有的传达都是一个模式：由党的负责人全文宣读，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讨论，也不回答问题，一俟读完，立即散会。这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很快便在苏联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苏共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斯大林逝世后首次召开的全党代表大会，因而引起举世的注目。然而，无论是苏共党员，还是苏共中央委员，以至于国际上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谁都没有想到在大会议程之外，赫鲁晓夫背着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和所有新闻记者，向参加会议的1430名代表作了这个《秘密报告》。
这一报告揭开了斯大林30年统治的“铁幕”，像一颗巨型原子弹在克里姆林宫里爆炸，强大的冲击波震荡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历史学家在评价苏联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时候，普遍认为1956年是一个转折年，在这一年所发生的所有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又首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
苏联共产党的“绝密”文件直到33年后的1989年才在苏联正式发表。而在国外，《秘密报告》却很快以印刷品的形式张扬于大千世界。
赫鲁晓夫的报告首先在国内引起了轰动效应。受害者及其家属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他们潮水般地涌向有关部门，要求予以平反。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在集中营里成立了大约70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复查犯人的案件。不久，又从莫斯科派出了20多个委员会，前去调查被流放和“永久定位”的前罪犯的案件。这些委员会以极高的效率进行工作，到1956年夏天，就有八九百万人得到平反昭雪。平反昭雪之风席卷苏联大地。
在此前的几十年里，斯大林的名字、言词、语录、功绩从不间断地传播到各个角落，他的相片、画像和塑像无处不在，斯大林崇拜已成为一种宗教现象，已成为苏联人的精神支柱。赫鲁晓夫的报告无疑是对这种精神支柱的一次爆破，它对苏联人灵魂的震撼比外在的反应不知要强烈多少倍。
《秘密报告》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一场大混乱。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原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抱有虔诚的崇敬心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响彻工人运动的各个角落。他们中的许多人得知《秘密报告》的内容后，理想破灭了，对共产主义产生了信仰危机，有不少共产党员退党。以前，西方说社会主义没有自由、民主、人权，对此西方共产党人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驳斥，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今，来自苏共二十大的消息似乎证明了帝国主义者的攻击言之成理，因此，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和愚弄。
受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冲击最大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与政治危机。赫鲁晓夫作完报告之后，要当时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表态。贝鲁特被这种突然袭击弄得不知所措，无可奈何地站起来讲道：“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2月26日，波兰代表团回国，贝鲁特留在苏联。3月12日，贝鲁特在莫斯科猝然去世，波兰随之出现了大动乱。
至于那些仇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则是欣喜若狂，整个传媒界大肆夸张报道“铁幕”里面的恐怖、镇压与罪恶，并由此证明社会主义走进了死胡同，掀起了喧嚣一时的反社会主义大合唱。
……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之前，中共中央曾接到了苏共中央的邀请信。
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于1956年2月11日宣布派遣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五人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朱德副主席是在访问波兰之后来到苏联的，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专列抵达白俄罗斯车站时，就受到专程赶来的莫洛托夫、米高扬和朱可夫的热烈欢迎。
到达莫斯科后，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分别会见了中共代表团。
中共代表团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毫无准备，对批判斯大林一事不表态、不发言，持一种保留意见的态度。
中共代表团回国不久，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便在国际饭店大礼堂向全体苏联专家传达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苏共二十大的基本精神。当时气氛很紧张，窗帘拉上，服务员不许在场，传达后，分组讨论，逐个表态，统一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