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制祸首到中共秘密党员：晚年杨度的华丽转身

■杨度表示：“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

1928年初，杨度从北京来到上海，以卖字和为人撰写碑文及墓志铭为生。因杨度以汉隶和魏碑书法见长，文才出众，故慕名前来求字者络绎不绝，请其代书寿诞文或撰写墓志的酬金也极为丰厚。杨度除了日常生活花销外，将所余的钱捐献给上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创立于1930年2月12日，由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简称“自由大同盟”，其宗旨是号召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主张“不自由毋宁死”，并出版了机关刊物——《自由运动》，在南京、汉口、天津等地设立50多个分会，吸收了许多学校、文艺团体和工人组织参加。与此同时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是以郭沫若为首的社会名流发起成立的，主要工作是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或筹款救济他们的亲属。它开始称“中国济难会”，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并在上海开办了大同幼稚园，专门抚养中共烈士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

杨度断定“自由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是做好事的慈善团体，就坚持不间断地向它们捐款。正是因为杨度的诸多义举，思想上追求进步，加上决心不为反动政府做事的表现，遂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所看重。

中共党员王绍先与杨度是同乡，经常到杨家聊天。王绍先还经常搞到一些进步书刊带给杨度阅读。1929年春，中共上海特科负责人陈赓在王绍先陪同下，来到杨度家里。在交谈过程中，陈赓提出希望杨度能为中国共产党做些工作。杨度当即表示，愿意为中央特科收集和提供有用的情报：“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

此时的杨度，担任上海“闻人”杜月笙的私人顾问，为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提供了便利。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头子，徒弟众多，控制了为数众多的基层势力，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秘密高参，与租界的巡捕房也很有交情，与黑白两道各界人物相交甚好，堪称上海滩非常有势力的风云人物。

杜月笙为了抬高身份，附庸风雅，常请杨度为他写条幅或题写诗词，悬挂到杜公馆大厅内，供宾客观赏。他见杨度是位闲居上海的知名人士，就聘请他为名誉顾问，每月送500元车马费，以示敬意。杨度为了便于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就接受了杜月笙的礼遇。杜月笙还将法租界华立路155弄31号（今上海瑞金二路）一栋洋楼公馆，提供给杨度居住。

杨度以受到杜月笙的尊重为掩护，广泛地与上海社会各界人士交往。在品茶、饮酒、打麻将，乃至进出戏院、电影院、宾馆等处游乐中，通过随意交谈，杨度收集了众多来自国民党高官大员们的反共情报或绝密军情，然后通过秘密渠道，及时转送给他在中央特科里的单线联络人潘汉年。

1929年秋，因为对中共忠诚坚定，为中共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贡献突出，经潘汉年介绍，由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批准，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杨度晚年最信赖的人。周恩来曾对杨度说：“皙子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杨度颇有感慨地对自己的子女说：“要想救中国，我看只有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做到。”

1930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筹备出版党的地下报纸《红旗日报》，潘汉年特请书法高手杨度题写报头，为这份报纸添色增光。杨度毫不犹豫地一挥而就。只是这幅题字在《红旗日报》上刊出以后，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杨度所写。

杨度入党之时，正值白色恐怖猖獗，他将母亲送回长沙，作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准备。他利用特殊的社会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做了不少别人难以替代的秘密工作。由于身份特殊，入党后的杨度不需要参加组织生活，而是以秘密党员的身份，专门在敌方营垒里担任情报员，将收集到的情报转送给中央特科。一旦遇有紧急而重要的情报，又因临时脱不开身，杨度则指派妻子徐粲楞或女儿杨云碧，以假装外出购买日用品为由，巧妙地将情报交给地下党组织。

同时，杨度将他所住的洋房，作为被追捕的共产党人的紧急避难所。因为这座洋楼是杜月笙的私有房产，楼内住着杜月笙的上宾杨度，法租界的巡捕负有保证安全之责，国民党特务不敢轻举妄动闯入搜查。故许多共产党人得以在杨度家里躲藏，待风声过后妥善转移。

1931年夏，中共中央地下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时，曾将流落街头的毛岸英、毛岸青加以收留的中央特科成员董健吾，在身份暴露后，为了躲避敌人搜捕，就曾在杨度家住了几十天，待大搜捕过后才转移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