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制祸首到中共秘密党员：晚年杨度的华丽转身

■杨度入党之后，在共产党革命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而是以“先生”“兄弟”相称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潘汉年随后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周恩来指定由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的夏衍与杨度单线联系。根据组织规定，夏衍每月与杨度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场上买不到的“禁书”，向他通告国内外形势——主要是中央苏区以及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发展的情况和红军反“围剿”战争的情况。由于杨度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每当他与夏衍谈到这些问题时，常常出语惊人。他不止一次地把亲笔撰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让夏衍转给上级党组织。

最初，夏衍并不知道与之进行单线联系的这位情报员就是杨度，只知道这位很有身份的姓杨的绅士是位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杨度告诉夏衍：“我就是杨皙子。”夏衍听后大为吃惊。一个帝制祸首，居然是中共秘密党员，确实富有传奇色彩。杨度向夏衍作了自我解剖，说自己平生做过两件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拒绝跟孙中山合作，他对孙中山说过：“黄兴可以和你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于这件事，杨度曾向孙中山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识到错”。

当时，上海一些小报上说杨度是杜月笙的徒弟。杨度闻听后不以为然，既不承认，也不辩驳。他对夏衍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我是靠卖字画为生的‘清客’而已。”

杨度入党之后，在共产党革命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而是以“先生”“兄弟”相称。如杨度对周恩来是十分敬佩的，但他也还是开口“翔宇兄”，闭口“伍豪先生”。

1931年9月17日，杨度因病不治在上海逝世。他在弥留之际，自撰一副挽联，来表明自己充满功过毁誉的人生历程：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这副绝妙的挽联，由其妹妹杨庄书写，悬挂在杨度遗像两旁。

为了救国救民，杨度走了不少坎坷的道路，受过不少讥讽嘲骂。他晚年知过就改、毁家纾难、不畏风险，最后终于找到了真理，确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指针。

杨度逝世后，丧事由长子杨公庶主持，家中挂满了白色的竹布挽联，还有各方面送来的唁词、花圈等。前来吊丧的各界人士都有，有杨度的旧友，有国民党官员，有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闻人”。据说，周恩来曾派地下党员秘密前往临祭送葬。

杨度被安葬在上海江湾公墓，墓碑由挚友夏寿田书写。抗战开始后，上海沦陷，日军要在江湾修建飞机场，勒令迁坟。徐粲楞便把杨度的棺木迁往上海西郊华清乡寅春庙附近，重新修建了坟墓，墓碑仍用原碑。十年浩劫中，杨度坟墓不幸被毁。1978年以后，杨度坟墓被重新修建于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新墓落成时，将从前由夏寿田题写的“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的旧碑石，重新立在杨度的新墓前。因多数人已经不知道“杨皙子”是谁了，所以有关部门特请赵朴初在墓碑前题写了“杨度之墓”四个大字，加立在旧碑石前，并刻上200多字的碑文，简述了杨度的生平，供世人观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