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制祸首到中共秘密党员：晚年杨度的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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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人，是近代中国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时而意气飞扬，独立潮头；时而独持己意，沦入茫茫俗世。他以热情豪迈的气概，创作了《湖南少年歌》，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时代强音，真可谓豪气冲天。他为立宪运动鼓吹奔走，为速开国会呼吁呐喊，受到了时人的尊敬和称赞。他将做“帝师”及实现“君宪”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发起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帝制效力，则受到时人的指责和痛骂。然而，为了救国救民，他晚年知过就改，毁家纾难，不畏风险，确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指针，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

■李大钊对杨度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

杨度早年主张君主立宪，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奔走鼓吹，是有名的帝制祸首。然而，后来他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秘密党员。这似乎令人费解。

实际上，杨度是一位勇于补过、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洪宪帝制失败后，他看到民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认识到“君宪”难以救中国，便开始倾向革命。1922年9月，杨度到上海会晤孙中山，实现当年东京约定，跟随孙中山开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孙中山紧握杨度的手说：“皙子，你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真是可人！”

杨度坦诚地说：“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我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他表示：“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遵守当年临别时的诺言，愿以劫后余年来为革命事业出力，协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国。”

但是，孙中山感到杨度在洪宪帝制时的名声太大，一个素来主张君主立宪者忽然加入国民党，会使国民党人难以接受。他希望杨度发表一个声明或检查书，向大家解释一番，然后再在组织上加入国民党。但性格高傲的杨度只是淡淡地说：“我不加入国民党，是照样可以为国民党工作的。”

从此，杨度跟随孙中山开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时常奔波于京沪道上。

正是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的寓所，杨度第一次结识了中共著名领袖李大钊。杨度之所以能够弃旧图新而成为中共早期秘密党员，李大钊对他的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

杨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阅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加上李大钊还是倒袁运动的主将之一，故他对李大钊产生了敬慕之情。当杨度在上海莫里哀路拜见孙中山时，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此时，李大钊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讨“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问题。这是杨度与李大钊的初次见面。

这年秋，杨度在北京宣武门胡鄂公家中，再次见到了主持北方革命运动的李大钊。李大钊对杨度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

杨度与李大钊多次交谈之后，表示愿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积极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为共产党朋友做些有益的工作。这样，杨度就接受了李大钊交给的任务，利用自己与段祺瑞政府中上层人物的关系，了解政情内幕，以帮助北方党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1927年4月5日，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礼。他在无意中遇到了北洋政府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两人本来是老朋友，见面之后不免寒暄一番。杨度问：“最近外交界有什么新闻没有？”

汪大燮得意地说：“外交方面可以说有新闻，也可以说没有新闻。”

杨度感到奇怪，问：“这是怎么回事？”

汪大燮把嘴凑到杨度耳旁，轻轻地说：“这事还须要保密，不过告诉你是不要紧的。”

杨度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就仔细地听着。汪大燮说：“张作霖大帅已经决定要对共产党开刀了。听说这些共产党人都躲在俄国兵营里，把那地方当作庇护所。张大帅决定要去进行一次大搜捕、大屠杀。”

杨度大吃一惊，连忙问：“那是俄国人的地方，在外交上是不允许我们进行搜捕捉人的，这不要惹出外交事件来吗？”

汪大燮从容不迫地答道：“今天张大帅已经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去跟各国驻北京的使馆打过招呼了，声明我们将要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理由是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共产党人在进行破坏活动，影响京师的治安。希望各国公使馆谅解并协助。”

杨度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此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确实已躲进东交民巷的俄国兵营里，张作霖竟然不顾国际公法要闯进使馆，李大钊等人处于危险之中。

杨度连忙推说有事，中途退席。回到家中后，他就让长子杨公庶速去章士钊公馆，向章士钊讲述情况，让章氏从速转告李大钊离开苏联使馆。章士钊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在苏联使馆的李大钊。得到消息后，有人不信张作霖敢于和外国使团冲突，认为这个消息不可靠，就没有马上转移。很显然，他们认为历届北洋政府都惧怕外国使团，张作霖绝对不敢进入俄国兵营。因此，只有几位同志转移到别处隐蔽，而李大钊等人则留了下来。

4月6日早晨，杨度特地派杨公庶到东交民巷附近去察看动向。果然，张作霖已派兵把俄国兵营包围了，封锁了交通，并进入兵营大肆搜捕。包括李大钊全家4人在内的36人被捕，被关押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

杨度得知情况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前去安国军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郑重提出应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试图使李大钊等人不至于被军法速决，赢得时间，再作进一步营救。而后，杨度两次派儿子杨公庶前去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通告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关切情况，以示安慰。

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借重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及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竭力周旋。同时，他断然卖掉在北京的住所——“悦庐”公馆，换得4500块大洋，用来营救李大钊出狱。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许多社会名流与进步人士参与了营救。杨度在营救活动中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表示同意。但李大钊坚决反对：“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又应当，但已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冒险，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损失。”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李大钊的牺牲，令杨度万分悲痛，也让他认清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性，同时为共产党人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所感动。杨度以能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为幸事，遂与妻子徐粲楞商量，卖掉北京家里的值钱首饰，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将所得金钱全部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这便是杨度毁家纾难美谈的来源。

革命先烈淋漓的鲜血，唤醒了杨度那颗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促成了其晚年最重要的人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