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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员，黄慕兰在营救关向应同志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也并非其一人之力
在这本自传中，黄慕兰说：“党交给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营救关向应同志。”并借其他领导同志的口说：“关向应同志被捕了，如果你能想法子把他营救出来，就是从敌人的狱中救回一员大将……相信你一定能独当一面。”还有类似“关向应他们还在等着你去设法营救出狱呢！”这种话，让人感觉仿佛千钧重担都压在她一人肩上，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呢？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并供出所知的一切中共机密。潜伏南京的钱壮飞截获此情报后，经李克农转党中央，周恩来立即采取措施，紧急疏散所有可能被顾出卖的同志和机关。六届四中全会后被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调往上海基层工作的关向应，因未能及时得到通知而不幸被捕。巡捕房同时还搜去一箱文件，这批文件不仅能让他的身份暴露，而且还会泄露党的重要机密。周恩来心急如焚，即命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迅速营救。
陈赓找到了时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的杨登瀛（又名鲍君甫），他是我党的特殊关系。当得知英国巡捕看不懂箱中文件的内容，正托杨登瀛找翻译鉴别时，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派去了精通几国文字的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将箱中有价值的文件调包，以确保关向应不暴露身份。然后，由吴德峰出面，通过黄慕兰的交际关系，花钱请律师将关向应保释出来。
由此可见，成功营救关向应同志，是党组织精心运作的结果。核心问题是那箱文件，如果关向应身份暴露，就回天无力了。还有整个营救计划的制定、营救费用的提供等，都是党组织的力量，绝非个人所能为。当时黄慕兰的身份，是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员，她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比如联系律师陈志皋及其有影响的父亲之类，但也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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