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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否曾就“伍豪启事”问计于黄慕兰
在这本自传中，黄慕兰说，在党中央确认向忠发叛变后的“第二天”（6月23日），还有“1931年12月”，她曾两次面见周恩来，而且都是由康生、潘汉年两位特科首脑一起坐着汽车来接的。
首先，这种隆重的见面方式，在刚出了顾顺章、向忠发两大叛徒，白色恐怖笼罩，全党风声鹤唳的上海，是多么不合时宜呀？而且，这也明显违反了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原则。
其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中明确写着：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叛变，周恩来“迅速隐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此后周恩来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苏区。”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赴苏区。康生在9月中旬已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六位成员之一，在博古、洛甫之后名列第三，当然属于应当“停止联系”的“其他领导人”了，怎么可能在12月大摇大摆地和潘汉年一起，簇拥着黄慕兰到周恩来的隐蔽处会面呢？
如果只是见见面也就算了，黄慕兰还要说出一段周恩来就“伍豪启事”向她问计的故事。“伍豪”是周恩来当年在党内的化名，“伍豪启事”指的是1932年2月16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时报》上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造谣说“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并在上海各大报连载，企图败坏周恩来同志的声誉，在共产党内制造混乱。对此，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当即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反击，于当月20日针锋相对地在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一则《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而公开辟谣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请律师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启事。
黄慕兰显然注意到，1931年12月，敌人伪造的伍豪脱党启事还未出台呢。因此，她就声称周恩来对她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他（周恩来）已经叛变自首了，问我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他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于是，黄慕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也就是说，黄慕兰提前两个月，就想出了应对未来“伍豪启事”的办法——用律师启事为伍豪公开辟谣。
或许有人会说，黄慕兰想出的办法是针对敌人的“四处造谣”，只是碰巧和两个月后辟谣“伍豪启事”的手法一样而已。其实，1931年12月的时候，敌人正在上海对周恩来等人展开声势浩大的搜捕行动，而不是四处造谣。1931年11月29日的《时报》、《申报》、《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等各报刊，都登出了国民党及顾顺章悬赏捉拿“共党首要周恩来”的消息，白色恐怖愈加凝重，周恩来遂于12月上旬紧急撤离上海。正是因为搜捕未成，恼羞成怒的敌人才制造了伍豪脱党的谣言。整个事件的过程，在党史上是很清楚的。
亲历者的自传，往往会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务求准确，才能彰显其价值。
（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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