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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竿到底究落实，对官僚做派不姑息
广大群众给党委和政府写信，尤其是直接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信，除了感谢信、表扬信，更多的还是反映问题，有的甚至是伸冤诉苦，之所以会存在大量这样的信件，有法制不健全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部门或基层政府不负责、不作为，其根源就在官僚主义作风。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针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深入剖析，并从20个方面作了形象刻画，包括“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宗派性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懒汉式的官僚主义”、“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等等。
周恩来深知“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同这种“病症”作斗争，也就成为他必须正视和面对的工作内容。
“文革”期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一位知青给国务院来信，批评兵团领导在接待外宾时铺张浪费，同时讲自己因负伤回北京家中养病，但治病亦有困难等。国务院将此信转批到相关部门。该部门相关责任人却办理得很草率，看了信就说，我们已经交代过兵团不要浪费，他们不听，就把信退回国务院了。一来一去，这封信空转了19天。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地说，“官僚主义害死人”。他亲自指示该部同志去找这位青年谈话，详细了解情况后再报告他。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此事得到了妥善解决。
官僚主义根深蒂固。即便是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很多情况下，周恩来也得多次催促、问询甚至追逼，事情才能得以落实。1972年12月19日，周恩来就李葆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妻子田映黄来信要求将李从关押处放出住院治疗事，打电话给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要求立即将李放出。3天后，周恩来再次电话催问。又过了2天，直到25日，李才最终获释。
人民群众找政府，说明对政府抱着信任和期待，如果掉以轻心或粗枝大叶，不仅直接伤害了群众的感情，也让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鉴于此，1973年7月24日，周恩来对公安部一件有关上访问题的调查报告作出批示：“我们各级机关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习气甚深。对上访确有困难者，应予以负责解决，一竿子到底。此外，必须追究基层落实情况，务使受害者或有问题不得解决者来信证明得到解决为止。”
“一竿子到底”这种做法，在让问题真正得到解决的同时，也的确可以让官僚做派无处藏身，无处躲闪。敢于同官僚做派作斗争，才能做到对群众利益真正负责，相反，如果纵容姑息官僚作风，就是对人民疾苦和权利的蔑视或践踏。
周恩来一生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论在党内外，还是海内外，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根本上，归因于他鲜明的人民立场和炽热的群众情怀。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启人深思的话：
“党内有些术语不合适，每次看到心里就不安，如在一些登记表上分‘党员’、‘群众’。这两个词不是同一组概念，党员、非党员才是同一组的概念。党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包括领导人在内，不能自居于群众之上。‘党员’、‘群众’的分类，使党员居于群众之外、群众之上。我们犯官僚主义，一方面由于自己脱离群众忙于事务，另一方面是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我们也很苦。希望领导同志要自觉，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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