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李瑞环《看法与说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我们搞改革，任何时候都要讲两个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总体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有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在城市，由于一些企业亏损严重、停产半停产，许多职工长期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加上物价上涨，他们的生活已经相当困难，有的甚至连吃饭都发生问题。
我们的许多工作，能做到99%就算很不错了，唯独吃饭必须100%，有1%的人没饭吃都不行。必须看到，虽然这部分人相对比例不大，但绝对数字并不小。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而已。我们讲为人民办实事，首先应当想到最困难的这部分群众，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排忧解难。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职工，他们过去把青春和汗水献给了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他们来讲，干活给钱，看病给报销，退休了给养老金，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是他们的应得利益。现在他们的生活困难是经济转轨造成的，并非他们不努力劳动，党和政府理应予以特别的关注和照顾。我们搞改革，任何时候都要讲两个理：一个理是讲市场经济、成本核算、优化组合、按劳分配等，另一个理是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最高宗旨。这后一个理是我们作为执政党的带根本性的大道理。如果这么多群众的困难长期解决不了，如果对他们的疾苦不闻不问，我们就够不上叫共产党，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失去自身存在的历史理由。各级政府要为生活困难的职工群众提供切实的帮助，不要等到节日，也不要等到一些问题酿成事端，而要经常性地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谈心服务。我们目前经济上固然有许多困难，但是就国家整体实力和各级政府所掌握的物质基础来说，保证他们吃饱肚子、穿上衣服，总还是有办法的。
《在辽宁考察工作期间的谈话要点》(1995年4月10—16日)
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在改革中要引起特别重视。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这里有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值得重视。比如，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决不能变成仆人，但事实是，在若干改革、若干企事业单位中，群众地位越来越低，发言权越来越少了。再比如，我们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但现实情况是，富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富，而一般群众的生活提高较慢，甚至下降。照此下去，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是共同贫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再比如，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体的，人们的基本生活问题应该由社会负责，我们一直把看病、上学、住房、工作由国家负责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加以宣扬，而实际上，在原有体制下国家负责，就是企事业单位负责。放开搞活之后，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一旦搞得不好甚至垮掉，那里的职工由谁负责呢？再比如，过去讲调动积极性包括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领导骨干带头作用，也包括为人民办实事、谋利益等，这些都被视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和政治优势；现在讲调动积极性，更多的是讲物质利益，对于被称为社会主义优势的那几条讲得越来越少，做得就更少。照此发展下去，人们的思想、社会风气、干部队伍、领导作风会不会发生问题？
《在天津市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6月11日）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群众问题、社会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物价问题实质上是个政治问题，说是政治问题，首先是个群众问题。现在物价成了人们最关注的问题，说“举国上下都谈物价”可能有些夸大，但群众的意见的确是很多，现在人们把所有不满的事、不好的事都和物价连在一起，天津流传的“火车亲嘴儿，飞机打滚儿，轮船沉底儿，物价没准儿”就是一例。就目前来讲，物价问题已不简单是价格的涨落、调哪种物价的问题，它涉及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和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群众问题、社会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次物价调整关系着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关系着群众情绪顺不顺，积极性高不高；关系着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和支持；关系着改革前途、四化大业。因此，我们必须把价格、工资问题放到全局的位置上，从政治的角度上进行研究。就物价论物价是看不清、说不清、处理不好的。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88年8月17日）
城乡改革涉及一系列政策问题，核心是价格问题。
城乡改革涉及一系列政策问题，核心是价格问题，因为它关系着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和城乡之间的利益，在研究价格问题时，要力争做到：
一要保护生产者利益。城市改革要保持物价的稳定，但也要防止把农副产品价格统得过死，压得过低。否则，就会使农民感到无利可图，无钱可赚，影响生产者的积极性，妨碍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头来会给城市供应带来困难。
二要保护消费者利益。农村改革要放开搞活，但农副产品价格也不能毫无节制，提得过高。否则，就会超过城镇人民的承受能力，造成市场萎缩，到头来会影响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要通过正确的方法，使生产者不少得，消费者不多花，使市场稳定、丰富，而不能只靠财政补贴。在物价改革出台以来，我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补贴七元五角，每年达两亿多元，原来对农村和商业的补贴也基本没减，国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如再增加过多的补贴，国家财力就负担不起。尤其是我市实行财政包干以后，地方没有这么大的财力。同时，物价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财政的暗补改为明补，如果增加了明补，又不减少暗补，这就走了回头路，失去了改革的意义。
《在天津市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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