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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质优的“特约记者”
到了1920年10月，毛泽东被聘《大公报》的“特约记者”。
这之前，按张平子的说法是“他为本报写了不少文稿，同人颇佩服他的卓见”，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办报才华得到了行家的钦佩。
这个时候，第三次督湘的谭延闿，为避免三湘战火不断、政权得得失失的“怪圈”，想在南北对峙的夹缝中求生存，稳定自己的统治，祭起了“湖南自治”的“法宝”，还准备制定“湖南宪法”。《大公报》也以为如此不仅可以让湖南“独立”于南北争斗之外，还可以实现民主政治，也就准备在“自治”上大作文章，“拟集合一批思想进步人士专任撰述，特聘请毛泽东、金缄三、马文义等为特约记者，并将聘书刊于报端，以示隆重。”
于是，毛泽东当上了“特约记者”。
人们从《毛泽东早期文稿》发现，毛泽东对“湖南自治”是投入了相当热情的。从9月3日至10月7日，毛泽东除进行动态性报道外，还在《大公报》上发表关于“湖南自治”的政论文章10篇。如：《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释疑》、《再说“促进的运动”》、《“全自治”与“半自治”》、《“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
毛泽东除了写政论时评、搞动态报道外，他的另一个任务是“作记录”。张平子回忆：“1920年10月有一批中外名人应邀来湘讲学，其中有英国的罗素夫妇和美国的杜威夫妇，以及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张溥泉等人。他们分别在教育会、遵首会作了讲演。本报以为这是新文化、新学术的一次盛举，除编辑部人员多数参加外，并邀请特约记者毛泽东、金缄三、马文义三人参加，并请他们担任记录。金、马二人每次负担一篇至二篇，毛泽东独能一天完成三篇以上，每篇都约三四千字。讲演结束后，政府将讲演稿印成专册，都是采用《大公报》的记录稿。未几，赵恒惕赶走谭延闿，取而代之……”
可见，毛泽东做记者不仅高产，而且质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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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记者”与“李总编”笔战
也就在这一年10月，毛泽东被聘为一师附小主事，后来还兼任了一师的国文教师，自然更多的时间放在“本职”工作上了。
不过,到了1922年12月，毛泽东却与龙兼公打了一场“口水仗”，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各为其“主”。长沙市印刷工会向资方提出两项要求……“双方开会谈判，工方由毛泽东记录，资方由龙兼公记录，记录者有发言和表决权。辩论结果，龙兼公理拙词穷，终于尽依工方要求……”
《大公报》的总编辑李抱一是个“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的人，12月13日对此发表了一篇时评，署名“盾”，题为《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说是“我劝印刷工人以后千万要注意基本学问……为了不受人驱策，不为人作实验主义的牺牲，更非注意学问不可。有了相当的学问，然后可以免掉这种弱点”。“忠告从事劳工运动者，不要满足于罢工胜利和组织工作，结果只有助长工人嚣张习气，使社会增加不安宁。”
12月14日，《大公报》刊出了毛泽东执笔写的《印刷活版工人致大公报记者盾书》，指出这位记者是“穿着长衣告诫我们工人”，接着说：“现在社会上工人、农民和学生似乎是‘被人教训者’。”“而长衣社会的先生们则是拿出大知识主义，大读书主义的教训人者”。“工人并不接受别人的教训，但是教训人者必须做到下面三点：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为我们的朋友。二、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三、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
笔战是毛泽东占了上风，也不知李抱一作何感想。而读者却有点莫名其妙，问主笔张平之，同一报纸刊出意见完全相反的文章是怎么回事。好在张平子机智和幽默，回答说：“相反盖相成，此大公报之所以为大公报也。”
不过，毛泽东与《大公报》虽然有这场不愉快，但他在早期革命活动中还是借助这一舆论工具。经毛泽东的推荐，《大公报》还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在社会青年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记者 文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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