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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选载之三: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 纠“左”的努力

■ 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3年04月12日08:3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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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 六十六岁

1月26日—2月2日 在北京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生产和市场安排问题。

1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由邓小平作报告,毛泽东不时地插话。在邓小平讲到武昌会议上主席讲过钢一九六二年搞到五千万吨时,毛泽东说:那就了不起了。五年计划,一年增加一千万吨,能不能搞这样多,我还怀疑。在邓小平讲到基本建设项目,北戴河会议提出一千八百多大项,武昌会议减为一千六百三十九项时,毛泽东说:减得不多。在邓小平讲到搞高潮的一套办法要拣起来,搞得轰轰烈烈,不要太冷,要热时,毛泽东说:郑州会议以后就压缩空气,到现在压了两个月了,我看再也不能压了。当然,有缺点还是要批评,那种批评也不能叫做压,但根本上现在要鼓气。

2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在高潮中有些人对一些事情怀疑,不足为奇,年年会有的。我们做这么大的事情,动员这么多人,又出了这么多缺点,要人家不讲坏话,怎么能行呢?最近这两个月,我们还是实行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要改,也没有哪个提议来改总路线。四大指标要保证,其他指标都要保证,个别的加以调整是必要的。多一点、快一点总是好。同时,还要好、省,要照顾质量。现在有几个方面的失调,大量表现的就是副食品、日用百货、原材料等不足。工业方面有些东西没有收上来,农产品未收上来,棉花也未收齐。指标问题,原则是这样: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一定要做到;经过努力还做不到的,那得改。现在这些失调的方面,经过努力可以改过来。现在看起来,经过去年这一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局面。我们曾经提过一些不适当的指标,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在武昌会议上已经纠正了,就是由三千万吨钢减到二千万吨。还有些指标也定得不适当,脑筋发起热来,想得很多,里头有一些胡思乱想。现在定下来的指标并不十分吓人,钢、煤、粮、棉,还有其他的指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请同志们注意发现新问题。现在我们所不知道的问题,在实践中、在斗争中才能发现。

2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所谓工作方法,看问题的方法,做事的方法,就是辩证法。许多同志提到,现在有些人一讲起去年尽是缺点了,而优点、成绩那方面的材料就记得少了,甚至没有了,就否认大跃进了。这也是个看问题的方法问题,就是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形而上学的方法还是辩证法的方法问题。而我们的事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过,想做好事,不想做坏事,这是一件事,而做的结果又是一件事,还要加以区别。我们主观的东西究竟是好还是坏,要在客观实际中见效。这次计委、经委、建委以及中央各部门搞出来的这个计划比较完全,比武昌会议那个计划形而上学较少,各方面的联系比较全面。我们应该称赞这个计划,这次大进了一步。

2月23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到达天津。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毛泽东说:中国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应该有个广大的发展。商品交换不但是城乡之间,还有乡乡之间,还有对外省的交换。要在有差别的基础上来搞统一,光讲统一就行不通。现在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公社集体所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集体所有大部分,也就是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公社基本上是“联邦政府”,不干涉生产队内政,这样积极性就提高了。社与队、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都是买卖关系,看来买卖关系缩小不对,要利用价值法则进行商品交换。

2月25日 下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同山东省委、历城县委、历城县东郊公社、东郊公社大辛管理区、大辛管理区第二生产队这五级负责人座谈,了解整社中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看法和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分配问题、小麦生长情况等,并共进晚餐。毛泽东提出,在分配制度上应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按劳分配,而不要拉平。他对这个座谈会感到很满意。

2月26日 上午九时半,到达郑州。晚上,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史向生谈话。毛泽东说:现在公社所有制是比较合作社扩大的所有制,基本上还是老社的所有制,不是全民也不是省、县所有制,实际上也不是公社所有制,而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的合作社。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和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得多少不同。队多,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富队的人是劳动者。吃粮标准还是要不同,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都积极起来了,否则就伤一头的积极性。提公积金可以有不同的比例,富队多提一点,穷队少提一点。农民拼命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不是责任制问题,是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是对的,情有可原,没有完成征购的那部分搞瞒产是没有理由的,其他合法。要宣布一九五九年就按多劳多得,以安定人心,以利生产。大概是三五年,基本上是大队所有制,部分是公社所有制。银行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收回贷款多的要退回一部分。去年积累多了些,个人分配少了些。今年夏收、秋收,积累要比较少些,个人收入比较多些。对于平均主义与本位主义要加以分析,首先是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然后再说本位主义。

2月27日—3月5日 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第二次郑州会议。

(责编:孙琳、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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