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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下午，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并作第三次讲话。毛泽东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把等价交换一否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结果人家就恐慌。凡是不实行等价交换的，搞一平二调的，农民一定瞒产。现在有些同志心里还在想共产主义。早一点好，我也赞成。但是你越想搞就越搞不成，你越不想搞就越成。现在要慢一点搞，不要想十五年、二十年搞共产主义。现在是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和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
3月2日 晨四时半，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指出：“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
同日 晚八时四十分，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并在会上作第四次讲话。他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3月5日 下午，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并作第五次讲话。他说：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整社整了三个月（十二月、一月、二月），隔靴搔痒，没有落到痛痒之处。我看，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从中央到公社，要搞个楼梯，这个楼梯就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在生产队的所有制。头一天我这炮一放，我说，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以及在座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的，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过去对这个问题，我们包括我在内没有分析。在武昌我没有分析。在北京，一月份我烦闷，还没有分析；到二月份，我开始分析这个问题。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问题是在县和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
同日 《郑州会议纪要》定稿，其中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3月15日 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信中说：“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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