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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50 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食全部补了回来。
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1975 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朱德第三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为了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朱德多次书写“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他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90 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早在周恩来病情日益严重时，朱德就承担起了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的重任。周恩来去世后，朱德更觉身上责任重大，他不仅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还常常公开表态说：“总理去世了，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只能上不能下。”“我们的生产只能上不能下，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
仅在临去世前的半年中，朱德的外事活动就多达数十次。他最后一次外事活动是1976 年6 月21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朱德事前没有接到推迟会见时间的通知，在冷气房里等了一个多小时。虽然已经感到身体不适，但这位久经沙场的年迈老人依旧用毅力强撑着，顺利完成了会见任务。在会见中，他嘴角还挂着亲切得体的微笑。回到家后，经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感冒。辗转几日，病情越发严重，于26 日凌晨被送进了北京医院。早上，朱德仍念念不忘下午会见外宾的工作安排，还向医生提出了请假的要求。医生和家人纷纷阻止，但朱德还是坚持要去，直到秘书告诉他外事部门有了安排之后才放下心来。
10 天之后，1976 年7 月6 日， 朱德逝世。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戎马半生和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殚精竭虑而以身作则的光辉形象，永驻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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