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许德珩、劳君展夫妇
距今65年前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是中共中央集合全国进步力量，形成新民主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集结号。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笔者的祖父、九三学社社员许德珩是受中共中央邀请赴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29位民主人士之一。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协定》要求国民党“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根据《协定》，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然而，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并不甘心将权力交给人民，在政协会议后不断破坏政协协议。距政协会议闭幕仅仅两个多月，蒋介石公然违反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挑起了全面内战。
九三学社自筹备成立伊始即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现人民民主、维护政协路线的政治行动上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共识。1946年1月23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九三学社筹备会对于政协会议的意见:要求实现民主、开放政权、切实保障人民各项自由权利，呼吁政协会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5月24日，重庆《新华日报》继而发表该报记者专访九三学社领导人的稿件，报道了九三学社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的主张。7月28日，九三学社社员、我的祖父许德珩顶住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担任重庆人民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主席团成员并走在陪祭队伍的最前列。国民党强行召开“国大”时，宣布祖父为“国大代表”。接到催促赴会的电报后，祖父公开对《大公报》和《新华日报》的记者发表声明:“此次国大断然召开，政局前途不堪想象，是以深感个人责任之大，故若非各方协商一致参加，我个人不拟赴京。”对于“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祖父和其他九三学社先贤联合其他10个党派团体发表声明指出，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是“反民主、反政协的”。1947年1月20日，祖父和北平九三学社同人发表《时局意见》，反对国民党“边打边谈的做法”，指出和平团结为“挽救中国唯一不二的方法”。
1947年5月20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在南京召开。时任参政员的祖父向会议提交了他与九三学社社员、参政员褚辅成以及其他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员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张澜、钱端升、许广平等共同签署的大会提案——《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以此行动与国民党参政员反对和谈、要求下达“讨伐令”的叫嚣相斗争。祖父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反对由一党召开国民大会，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
“五二〇血案”发生后，祖父立即从“国大”会堂赶到南京中山路现场。他在目睹学生被殴惨状后马上返回会场，宣布真相，并就此事向当局提出严正交涉。在北平的九三学社社员袁翰青、薜愚、樊弘教授得知“五二〇血案”的消息后，立即联合其他28位教授共同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宣言》。宣言指出:“青年学生运动的起因是不满现实。唯有改变现实，才能平息他们的不满。推诿与压制，则结果适得其反。”由于九三学社社员坚定地站在保护学生的前列，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迫害，在重庆担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的九三学社社员、我的祖母劳君展，就因为保护参加运动的学生而被国民党当局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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