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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的“诗交”
1954年，陈毅在《水调歌头 自叙》一词中称自己是“学马列、喜文艺、习工科”。
陈毅的好学多才在党内早已闻名，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他也不废早年的习惯如读书、吟诗等，而他的随身行囊中也主要是书籍。在担任上海市长之后，工作之余，陈毅也往往喜欢独自上街逛书店。除了淘书，他还要求当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多多收藏善本古籍。陈毅很少给人题字或题词，但是上海跑马厅改建为上海图书馆之后，他却主动题写了馆名。奉命进京工作之后，陈毅成了琉璃厂的常客。所有这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喜”字。这不仅仅是对文艺、书籍等的单纯喜爱，他的兴趣已然升级为专家的水平，如他对文学中的许多专业问题（如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唐代诗家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见解。
不仅喜欢欣赏，陈毅还坚持诗歌创作，并且成为著名的党内诗家之一。陈毅的诗歌作品，后来出版有《陈毅诗词选集》《陈毅诗稿》《陈毅诗词集》等。所谓“诗如其人”，陈毅的诗风和为人，都是本色的。毛泽东曾称：“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这也是对陈毅其人其诗的最大褒奖。
在毛泽东和陈毅之间，诗歌这种文学体裁是他们心灵沟通的重要媒介。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党内与人往来一向坚持以公务论，但他对陈毅却有着工作之外的“诗交”。他们不仅彼此欣赏，还相互切磋。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余还帮助陈毅修改诗作，这就流传下来许多“诗话”。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说：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改了。
“又诗要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公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以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信中，毛泽东客气说自己不能修改陈毅的五言律诗。其实，此前陈毅于1964年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时，创作了一组《六国之行》，共有七首五言律诗，毛泽东就曾改定了第一首，是为《西行》：“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毛泽东上述关于旧体诗的评说，即称颂了陈毅诗词的“大气磅礴”，以及董必武、叶剑英各家的长处，又述说了自己的经验之谈，特别是从审美和创作的角度，对古今文学作品运用“形象思维”（比兴）的方法，作了高屋建瓴的总结，并对民歌、白话诗也有一番不失客观的褒贬，堪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经典之论。显然，是陈毅的诗歌触发了毛泽东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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