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59年毛泽东纠“左”的努力

毛泽东原本是抱着相当的自信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会期只定三天。出乎意料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是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主张还是维持六中全会的决议。二是对毛泽东的一些主张还存在不同看法。如毛泽东说，将瞒产私分定性为本位主义，“名词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问题”。一些同志认为瞒产私分还是本位主义，必须批评。在所有制问题上，当毛泽东强调以生产队所有为基础时，有的同志担心如此一来，公社的优越性会有不少的削弱。为了说服这些同志，毛泽东说，不讲所有制，扳不过来。

“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凡是不实行等价交换的，搞一平二调的，农民一定瞒产。”“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在生产队的所有制。”

这样历时7 天，经过毛泽东的反复解释、说服和会议的充分讨论，大家逐渐统一了认识，通过了《郑州会议纪要》，将毛泽东强调的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础落实了下来。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毛泽东继续关注着全国贯彻落实《郑州会议纪要》的情况。他根据一些地方提出的意见，又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旧账也要算的问题。不久，毛泽东又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他的上述思想进行贯彻落实。

从上海会议到中共八届七中全会，1959 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也成为一个重要议题。1 月北京会议时，毛泽东对原来的指标还比较乐观，但到了3 月上海会议，当他听到未能按计划完成时，心情很不愉快，后悔当时未能及时听取陈云的意见，也感觉到人们不敢跟他讲真话。因此，他立即提出压指标，压基建项目，能完成多少是多少。同时提出要多谋善断，注意听取他人的意见。他还再次强调订计划要留有余地，说这是个政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他说他只是不同意“反冒进”，但同意依据形势改变计划。由此，七中全会将钢的产量由原来的1800 万吨，下调至1640 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