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琅满目的“读书”
先讲“职业的读书”与“兴趣的读书”和辩证地处理读“有字之书”与读“无字之书”的关系。
1927年7月16日，鲁迅到广州知用中学讲演，题为《读书杂谈》。他把读书分为两种。一种叫“职业的读书”。这种读书有很强的功利性，比如学生为考试而读书，教师为备课而读书，这类读书相当于木匠磨斧头，裁缝穿针线。如果读书人对所读的书没有兴趣，那就成了一件很无奈、很被动的事情。人生苦短，再把有限的生命耗在自己不乐意做的事情上，那真的是相当痛苦。
“嗜好的读书”则全然不同，因为出于自愿，全不勉强，没有鲜明的功利性，目的是找乐子，比如老年人退休之后聚在一起搓麻将，目的不在输赢，更不下赌注，全为调剂生活。
古代就有人分别提倡功利的读书和非功利的读书。相传宋真宗赵恒写的《劝学诗》说得最露骨: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种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位皇帝对年轻的男人们说，你想家中粮食满仓吗？你想家居雕梁画栋吗？你想妻子貌若天仙吗？你想出门前呼后拥吗？那么，请你埋头苦读儒家的六部典籍:《礼记》，《乐经》，《书经》，《诗经》，《易经》，《春秋》。
不过古代也有人提倡“嗜好的阅读”。比如明代有一位泰州学派的思想家叫王艮，他写过一首《乐学歌》:
“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
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
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这位思想家能以快乐的心情去读书，又在阅读的过程中寻求到快乐。他把“读书”与“快乐”融成了一体。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也是可以改变的。比如我原先不喜欢吃苦瓜，不喜欢吃洋葱，后来在电视上看了《养生堂》的节目，知道苦瓜、洋葱有多种食物疗效，也就开始吃了，并且越来越吃出了味道。学生厌学，如果教师能正确引导，也能使他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这样精神上就主动了。
读“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鲁迅把人生教材分为“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有字之书”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他在《南腔北调集》的《经验》一文中说:“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无字之书”指的是生活和实践。鲁迅重视书本而不迷信和盲从书本。他在谈到后期政治态度的转变时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将生活体验与书本经验相结合，这也就是作家王蒙所说的“读书与人生互相发现，互相证明，互相补充”。
任何时代的任何书籍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需要我们阅读时采取一种辨析的态度。比如，要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不能不读以“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著称的《史记》。但当代考古成果证实，《史记·高祖本纪》中关于项羽“掘始皇帝冢，私收其物”的记载纯属子虚乌有。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医学瑰宝，不能不阅读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但这部中国古代药书的登峰造极之作中，也有内容的失误，引文的错讹。书中对于有些语源的考证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比如，“琥珀”，原系叙利亚语或波斯语的音译，而李时珍却解释为“虎死则精魄入地化为石”。文化经典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著作。“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基于这个道理。
再举几个例子。比如大家在中学时代都读过唐代边塞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门关在今天甘肃武威一带。杨柳是曲牌名，用羌族的笛子吹奏起来声音非常哀怨。这首诗我长期这样读，这样背，从没产生过怀疑。但地质学家竺可桢经过实地考察，也就是读了“无字之书”，认为这首诗中的“黄河”是“黄沙”之误。因为在玉门关一带，每天中午都刮黄沙，直冲云霄，而黄河跟凉州和玉门关都没有什么关系。我认为竺可桢的说法很有道理，至少是一家之言，可聊备一说，因为他的解读更切合古凉州的实际。
中学语文课本中还有一篇教材，题为《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写的是1860年10月初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掠夺中国文物。当时圆明园附近谢庄有一个小姑娘叫冯婉贞，带领乡亲抗击敌人，消灭英法联军百余人。她采用的战术是巷战，避开洋枪洋炮，跟敌人拼刺刀。这篇文章读后大快人心！但经过文献和实地两方面考察，才知道圆明园附近并没有谢庄，也没有冯婉贞这个人，更没有她率众消灭英法联军一事。原来故事是出自江苏武侠小说作者陆士谔的创作，刊登于1915年3月19日《申报》，后被编入《清稗类抄》，所以不能当成历史来读。
博与专，记忆与思索
鲁迅读书，能够科学处理博与专的关系，泛览与精读的关系。“博”就是放大度量，广采博取。他强调读书必须如蜜蜂采蜜，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鼓励求学者读一些本专业以外的书:“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提倡一种“随便翻翻”的阅读方式；也就是先行泛览，而后精读。他写道:“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做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随便翻翻”获得的知识虽然“杂”，但也有好处:比如看家用账，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史料；翻老黄历，可以了解民间习俗和禁忌。看到讲娼妓的书不必皱眉头作憎恶状，因为这是研究妇女史、社会史的史料。“专”就是由博返约，由“浅阅读”进入“深阅读”。许广平把鲁迅攻读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比喻为制作中药的“九蒸九晒”，指的就是精读。
当今全球科技发展的总趋势，就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融。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可以改变固有的人文观念，而人文科学的发展又可以为自然科学导向。比如艾滋病和吸毒的防治，光靠药物治疗恐怕不行，必然还会涉及伦理、道德、教育、法律等一系列问题。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汇点上，往往能产生现代科学最新成果。可见“博”是很重要的。
不过人们服务于社会，主要还是靠他的一技之长。在社会分工日趋细密的当下尤其如此。我们不能做那种“万金油干部”，似乎什么都懂，但实际上什么都不精通。鲁迅也讲过:博识家的话多浅，浅就是肤浅。专门家的话多悖，悖就是混乱谬误。他提倡的是由博返约。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劝学篇》以蚯蚓为例，说“蚓无爪牙之利，筋者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用心一也”就是要专，在博中求专。《水浒传》有108将，每个人都有特长，如李逵的板斧，张冲的石块，关胜的大刀，吴用的计谋，时迁的偷盗，金大坚的篆刻，张顺的游泳……各有所长，各有各的用处。
再谈“记忆与思索”的关系。
掌握基础知识必须依靠记忆，比如学化学，必须掌握元素周期表；学英语，必须记住足够的单词量。古今中外都有一些博闻强记的人。比如东汉思想家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记，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当代作家王蒙，近五十岁才开始学英语，每天能背三十个单词，如今能用英语演说。鲁迅的记忆力也是惊人的，他杂文中征引了很多中外典籍，有些是全凭记忆。
但是，记忆并不等于智慧。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这就是说，光读书而不思索就是迷惑。思考是阅读的深化，是认知的必然，是把书读活的关键。宋儒程颐也说:“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遗书》)这就是说，治学的关键在于思考；思考则有所获，不思考则无所获。外国的作家、学者也有同样的体会。伏尔泰说:“书读得越多而不假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但当你读书而思索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很少。”托尔斯泰说:“知识，只有当它靠积极的思维得来而不是光凭记忆得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知识。”鲁迅也再三告诫读者——特别是年轻人，要他们学会独立思考，不使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他说: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橱。这也就是说，读书的乐趣不仅仅停留于文本，更在于探究与思考的过程中。在读书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接受者，也应该是一个互动者、参与者。读书过程既是欣赏和接受的过程，也是一个思考和判断的过程，其中有摄取，也有排拒；有共鸣，也有矫正。
一般人读书有三种境界。第一个境界叫信赖，即认为书本上的知识全都正确，以书本上的答案断是非。第二个境界叫怀疑。随着阅历丰富，知识增多，就会发现不同书对同一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说法，书上的说法跟在实际生活上的感受也可能相抵触。这就产生了怀疑，由怀疑引发了思考。第三个境界叫包容，那就是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又能尊重持不同意见者，允许他们有同等的发言权利，而不是党同伐异，封锁不同的声音。
我们知道，鲁迅有着深厚的国学素养，但是鲁迅对古人古训从不盲从。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有一句名言:“从来如此，便对么？”国学中的糟粕部分到了鲁迅手中，就变成了反戈一击的武器。鲁迅对《二十四孝》的批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鲁迅还提供了一个有助于思考的方法，那就是比较。他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方法，比如，哪一块是金子，哪一块是硫化铜，拿来一比较就清楚了。所以，硫化铜被称做是“愚人的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