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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6月，我从宁波余姚中学毕业，与余姚、慈溪两地的300多名毕业生一起，来到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插场落户。1970年9月，时年57岁的洪学智将军由于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也从长春下放到我们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从此，将军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边疆农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如今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将军的音容笑貌，始终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农场来了个“老洪头”
1970年9月，我被调到农场加工连，跟职工老穆头做豆腐。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忙着做豆腐，连长领着一个老头走了过来，对我们说：“他就与你们一起干活，住在你们这里。”连长说完就走了，也没向我们介绍老头的姓名。我抬头一看，老头一米八几的个子，穿着一身蓝布工作服，扛着行李卷，态度慈祥和蔼，没有一点干部的模样。老穆头问他：“你姓什么?”“姓洪。”“今年多大了?”“58岁。”“从哪里来?”“长春。”
说话之间，豆浆出来了。老头见状放下行李，对我俩说：“气匀了，该点卤了!”老穆头悄悄对我说：“看来是个老把式。”又对老头说：“一会儿你来试试。”老头也没客气，说：“行!”说完，就上去点了一桶。我一看，果然身手不凡，像个做豆腐的老师傅。
当天下午，连长和指导员把我和老穆头叫到办公室，向我俩交底，说：“他叫洪学智，是省里的‘走资派’。从今天起，他就与你们一起劳动。”军管会认为我是农场的文艺宣传骨干，比较可靠，指定我与老头住在一起，监督他的劳动，同时还告诉加工连的知青，要疏远老头，不要与他接触。
洪学智来到农场的消息不胫而走。知青中有了解党的历史的，他们告诉我：“洪学智是‘彭黄集团’的人，1959年庐山会议被整下来的。”我参加工作才一年多，涉世不深，我只知道“彭黄集团”是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
小时候我爱看连环画，在我的印象中，坏人都是像画书里画的那样凶神恶煞般的人物。可是，我眼前的这个老头非常和蔼可亲，与坏人的形象一点也沾不上边，我的心里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没有业余生活，我俩白天干活，晚上闲着没事，就在昏暗的灯光下聊天。老头对我也毫不隐瞒，有问必答。
“听说五九年庐山会议时，你与彭德怀他们是一伙的?”
“是的。他们说我是三反分子，但我16岁就参加革命，负过三次重伤，我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的。”
“农场条件很艰苦，你与我们一起劳动，身体吃得消吗?”
“这个地方好，很清静。与你们小青年在一起，我也变得年轻了。”
“你比老穆头年龄还大，我们以后就叫你老洪头，你不介意吧?”
“好，就叫老洪头。”老头高兴地说。
就这样，“老洪头”这一称呼在农场被叫开了。农场的大人小孩都叫他老洪头，农场周边的老乡也都知道胜利农场来了个老洪头。
我与老洪头住一个房间，睡在一个炕上，他对我十分关心。当我感冒发烧，他照顾我喝水吃药，还在炕炉上为我煮挂面。星期天，我们买来猪肉猪肝，他亲自炒菜，卤猪肝，一起改善生活，有时还把其他知青叫来解馋。我也尽可能照顾他，每天早上起来主动把房间收拾干净，上午去邮局帮他取回报纸，晚饭后陪他在农场周边散步。
做了半个多月豆腐后，连长又把老洪头调到农场最苦最累的粮库劳动。老洪头先是在加工车间磨面，后又到粮库搬运粮食。磨面时要把小麦从仓库背到机器旁，再把磨好的面粉背到仓库里。一袋小麦100斤，每天一个人要来回搬运五六十袋，但老洪头与知青一样背着粮食来回奔忙。粮库劳动更累，一个人要扛180斤的麻袋，从跳板上走上去，把粮食倒在囤里。知青们怕老洪头吃不消，就让他帮忙搭肩，不让他扛麻袋，但老洪头坚持要上。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扛着180斤的麻袋，与年轻人一样上跳板，整天一身汗水一身灰。农场的知青都看呆了，大家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一半是感动，一半是钦佩。
平时，老洪头不仅关心我，也关心其他知青。加工连知青王国健，当时不知得了什么病，头发一下子都掉光了，内心很痛苦。老洪头便将大蒜泥用香油拌匀，用纱布包上，在王国健的头上来回摩擦，直到头皮发红发热。这样用土办法治疗坚持了一个多月，王国健的头上竟然长出了头发，他感到十分惊喜。这件事对知青教育很大，大家认为老洪头资格老，见识广，办法多，不愧是个老前辈。老洪头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迅速拉近了与农场职工和知青的距离，与大家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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