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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其办学方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这在延安一些文艺工作者中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作家欧阳山曾发表过“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的观点。但也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
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相当多的作家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
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挑起争端。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进步。问题存在着，而且越来越严重。如何解决呢？当时分管文艺的张闻天并没有引起注意。问题就越积越严重了。正气下降，歪风邪气上升。
1941年7月8日，“文抗”驻会作家萧军给毛泽东写信，希望约见谈话，反映一些文艺界的情况。7月18日，萧军接到胡乔木代毛泽东写的信函，应约到杨家岭与毛泽东谈话。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半，谈话持续7个多小时。内容涉及延安文艺界的种种情况，以及站在一个文艺家的角度对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意见。初次谈话，萧军对毛泽东很有好感，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交往的朋友。按当时党内分工，洛甫（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分管宣传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分管军事、外交工作。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参加过一些文艺活动，主要是出于个人爱好，或集体政治活动组织需要。在与萧军和一些文艺家的交往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感觉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在1942年初，张闻天要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离开延安一年多时间到晋绥调研，党的宣传文化工作在中央领导层暂时处于无人过问状态，加之延安文化人已经主动找上门来，毛泽东就开始过问此事，并将其纳入全党普遍整风运动。在此期间，毛泽东还约见了不少的文艺家，了解情况，尽量做到“兼听则明”。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曾经接受毛主席之邀，到主席驻地谈情况。毛泽东还给许多作家、文艺家写信了解情况。除萧军之外，毛泽东亲自个别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的延安文化人有：刘白羽、李伯钊、丁玲、艾青、萧三、罗烽、舒群、欧阳山、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人。他还以“集体谈话”的方式与鲁艺的部分党员文艺家进行交流，如同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对于一些重点人物，如刘白羽、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主席曾多次约见谈话或写信征求意见，让他们帮助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的意见。毛主席掌握的情况越多，越感到问题严重，越觉得有必要把大家召集到一起，面对面好好地谈谈，澄清是非，统一思想，明确任务，振奋精神，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应邀参加会议的，都是延安文艺的骨干，都是方方面面的领军人物。当时延安很艰苦，开会照相还是很奢侈的，但文艺座谈会照了一张合影。现在我们看到的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其实是拍了三张，合成一张的。因为人多，一次镜头装不下。可惜人还不全。有些同志上厕所去了就没有拍上。这是当事人回忆的情况。
这次会议的召开，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而是中央正式决定召开的。据文献记载，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并明确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这个座谈会，确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后来，因为博古忙于其他工作，未能参加座谈会筹备事宜，所以座谈会是以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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