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忽培元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文学作品多次在国内获奖。
延安时期的文艺活动
延安宝塔山
最近在央视，《大家》栏目看到年近九旬的诗人贺敬之声情并茂地朗诵《回延安》，不禁想起1988年诗人回延安在杨家岭像是回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着的母亲怀抱一样激动感人情形。作家魏巍有一句名言“文艺工作者要认母！”母亲是谁？母亲就是人民。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有人认为讲话精神已经过时，可老艺术家们为什么会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此的崇拜，几乎异口同声“没齿难忘”，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
来自国统区的一些文人的孤芳自赏、自命不凡与某些隔阂和纷争，引发的诸种矛盾，导致了不团结现象与思想混乱问题的出现，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决定召开一次高规格的文艺座谈会。
今天，我们一提“老延安”，“老鲁艺”，就会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是经过了延安革命熔炉锻炼出的一代“特种钢”制成的特殊人才。可当年，延安的文化人，尤其是从事文艺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作家、评论家，并不都是“红一色”的，甚至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的。就像许多的未曾冶炼过的矿石堆积在那里，珍贵，但却不纯。加之，在供给制环境下，比如由于伙食单位不同、组织关系不同和政治运动中处境的不同等，以及家庭和社会背景的不同，文艺成就与文艺观点的差异等等，而划分成不同的群体，形成不同的山头。当时主要有：“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这是当时客观存在却又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所谓“两个阵营”，就是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所谓“三大系统”，是指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中央文委系统下辖“文抗”、“鲁艺”、青年艺术剧院、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等；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下辖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等；部队文艺系统下辖部队艺术干部学校、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室等。这样，由于工作系统不同，而形成一定的隔阂，也是客观的存在。因为原先大家都不认识。只有在工作中接触的多，互相了解才多，理解才多，才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不然，就可能产生一些误解。所谓“四个山头”，主要就是指“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和陕甘宁边区文协。后者主要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这四个文艺团体在当时的延安都有自己工作侧重和独特的工作作风、艺术风格和不同的社会影响力。彼此之间虽然并没有发生“吵架”的事情，但在关系上互不和睦。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鲁艺”。“鲁艺”人才济济，艺术理论水平高；而“文抗”则聚集了一大批知名作家，例如丁玲、萧军、柳青等，文学创作领先，作品丰富。这样，形成了“文抗”和“鲁艺”两大文艺群体之间的矛盾纠纷。
胡乔木同志回忆说，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五大问题：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和一些文艺刊物上，也有宣传这类主张的文字发表。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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