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讲话》的发表，不仅开启了解放区文艺的新纪元，也领航了几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必定还会昭示更久远的未来。
大家都觉得，延安文艺座谈会，它的社会历史影响却远远超过了此前此后的许多会议。会后，《讲话》并没有立即公开发表，只是口头传达到了各文艺团体。但是一石激起千重浪。1942年5月28日，即座谈会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报告中谈到延安文艺界问题时又说，“抗日根据地吸引了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对不是坏现象。”又说“我们党正面地肯定地说应该欢迎大批的知识分子，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最近准备作一个关于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决定，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目的是解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和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和军队结合的问题。要结合，就必须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到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同时，提到在具体方式方法上，不能用粗暴的态度。
1943年10月19日，也就是一年多之后，《解放日报》用两个整版加一个半版的超常规篇幅，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次日，延安整风运动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通知，称《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接着11月7日，中宣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提出四条贯彻执行意见，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和认识”。这是将《讲话》直接当作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是判断一切文艺作品和文艺主张的准绳。
美术家蔡若虹回忆说：“当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以后，我们都很高兴，大家都有自己的心领神会之处。我认为毛主席解释的‘人民大众’，和我所向往的“现代盘古”是不同字句的同义语。在毛主席还没有讲话以前，我们作画的模特儿是工农群众，我们作品的读者是工农群众，引导我们创作思想的也仍然是投生于火热斗争中工农群众，现在，当我们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我们的干劲就更足了，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是好听的言词而是具体的行动，古元同志到碾庄去当乡文书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还有许多到前线，到后方去作事情，我记不太清楚了。我想写一点我记得清楚的，关于郭钧同志创办《桥儿沟画报》的事情，所谓《桥儿沟画报》，实际上不过是竖立在桥儿沟三岔路口的一块木牌，上面贴着几幅有颜色的绘画和没有色彩的木刻，这些作品是郭钧和他的同学们得到附近的几个老乡同意以后才贴出来的。他们拿着自己的作品去征求老乡们的意见：第一问他们‘解下不解下？’（这是陕北话‘能不能看懂’的意思）第二问他们有没有画错的地方？第三问他们喜欢不喜欢这些作品？只要这三条都得到圆满的答复，他们才拿出来贴在木牌上。郭钧是一个身负残疾的青年，有一次，他气喘吁吁地拿着一叠作品对我说：‘全部通过了，全部通过了！’他那高兴的样子，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毛主席有个习惯，每逢遇见什么重要的事情，他总是要先问问‘是真是假’，事物有真假两方面，可能是他的经验总结。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在延安住的窑洞和陕北老乡住的窑洞往往连在一起，是真的，我们的美术作品得到老乡们的喜爱，是真的，郭钧同志得到老乡们的同意以后的那种喜悦，是真的，都是真的。就是因为都是真的所以才能够得到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和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因此我不能不想到——说真话，作真事，言行一致，是多么重要啊！”许多年以后，许多桥儿沟的老人都还记得这个《桥儿沟画报》，我们小时侯还看到有人家中收藏着这些发表在一块木牌上的名家为房东画的肖像和他们劳动生活的场景。
《讲话》精神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有多深远？胡乔木在其《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作了精辟的总结概括，认为：“《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讲话在当时发挥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四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