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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进行战略转移的各路红军最终需要有一个落脚点，所以，能否重建新的根据地成为长征胜负的标志。这是红军将领和党的领袖们的最终共识。当年刚刚抵达陕北瓦窑堡的毛泽东，就曾明确地指出：“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9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豪迈地宣告：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中各路红军长途跋涉寻找或开辟新的根据地的过程，恰恰就是中国革命中心北移的过程。
在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各路红军都曾为建立新的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其中，红六军团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后改为红二军团）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会师后，曾建立了以湖南大庸（今张家界）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1935年1月到11月）；红四方面军则建立了以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1933年10月到1935年2月）；红二十五军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1934年12月到1935年7月）。这三路红军一度或部分取得成功的原因，除去红军指战员的英勇作战、注重发动群众，以及分别有贺龙部队、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队、鄂豫陕地方党组织接应等因素外，主要是因为上述地区在红军开进时尚没有蒋介石的嫡系武装进驻，而当地的军阀又分为多个派系，利益纷争。随着国民党正规军的跟进，特别是在蒋介石以中央政权的政令统一指挥调度和严厉督促下，地方军阀协调一致共同对我的情况下，这三支红军虽然都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但已经很难再站稳脚跟，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后来，红四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电令，红二、六军团根据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的电令，红二十五军则是依据他们掌握的情报和战场形势，分别决定并陆续重新踏上长征路。这反映出南方地区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红军已经难以在那些地区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中国南方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在中央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斗争中反映得更为突出。中央红军作为红军的主力，又是和党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一起行动，更成为敌军疯狂围追堵截的重点。在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中，八万多红军锐减为三万，伤亡重大，这使当时把持中央和红军领导权的“左”倾错误领导者既定的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根据地的设想，成为泡影。
毛泽东洞察红军当时面临的危险处境，认为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明确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转兵贵州的意见，经过在老山界的争论和通道会议的讨论，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并在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得到确认。当时还确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作为新的进军目标。
遵义会议后，鉴于贵州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等情况，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中央又决定改向比较富庶、并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可做策应的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但1935年1月28日土城战役的失利，又迫使中央红军于29日拂晓前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泸州的古蔺、叙永地区。2月3日至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叙永石厢子的万寿宫（当时属古蔺）开会，决定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集结，避开敌人锋芒，准备从云南昭通渡过金沙江。从而改变了遵义会议关于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并确定在川滇黔边界地区创建根据地。
这一时期，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不为寻找新根据地所束缚，而是依据战场实际，时而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把包袱甩给敌人，机敏地与强敌周旋。他根据敌情变化率领中央红军又两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最终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往哪个方向进军的问题，急需作出抉择。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在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设想，这首先是基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周边的敌情和相关战略方向的地理环境、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当时夹金山以南是国民党的追兵严阵以待，向东岷江、成都方向也有130个团重兵把守，向西则是广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自然条件恶劣；只有向北经川西北到川陕甘地区，那里地势开阔，人口稠密，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其次，南方各路红军反“围剿”的失败与各根据地的丧失，以及遵义会议后在川西和川滇黔建立根据地努力的落空等残酷现实，使在中国南部敌强我弱的大环境短时间很难改变，即使是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也会在强敌的持续围攻下难以为继，还必须得到更可靠、更有力的依托与支持。靠近与中国西北等地接壤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向西北进军“打通国际线”，成为这时确定战略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再者，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的加重，正如毛泽东在1935年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的，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并认为“这最能动员群众”（《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这样就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了。因此，进军川陕甘的战略发展方针是当时唯一可行、后来又被实践证明的正确方针。
后来，毛泽东又对其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做了局部调整。1935年9月28日，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根据从报纸上进一步了解到的陕甘苏区状况和红二十五军已经与陕甘根据地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并组成红十五军团这一新情况（作为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到中央苏区参加了“二苏大”的贾拓夫，长征中以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身份一直随中央纵队行军，他已经介绍过陕甘根据地1932年10月以前的一些情况），确定前往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0月19日，陕甘支队胜利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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