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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陕甘根据地（包括陕北）在中央红军长征到来时，已在连成一片的20多个县（一说23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所及达30多个县，面积6万多平方公里。这里有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两支主力红军4000多人，另有相应人数的游击队，加上新近抵达的红二十五军，陕甘根据地共有红军8000人，与陕甘支队的人数大体相当；这里临近抗日前线，又与苏联遥相呼应，符合实施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打通国际线依托苏联、发动民族抗战推动革命新高潮战略的条件；这里虽然也被杨虎城西北军、张学良东北军、阎锡山晋军，以及宁夏马鸿逵等军阀武装所包围，但由于这些地方实力派同时还与蒋介石之间心怀二志，客观上对蒋介石嫡系追兵的“进剿”起着束缚手脚的作用，这使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稍得喘息；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有人口150余万，长时期以来受到共产党人的发动和影响，特别是多数地区已经进行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革命，群众的斗争觉悟普遍很高，并形成了刘志丹、谢子长、张秀山、高岗、习仲勋等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骨干和干部队伍。但是在另一方面，陕甘根据地客观上也存在着与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和新的革命高潮策源地这一重要地位不相称的差距。这主要是地域狭小、地瘠人贫，特别是在中央红军抵达这里时，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开展的肃反运动，使包括刘志丹、张秀山、高岗、习仲勋等在内的一大批领导人和红军骨干被抓、甚至被杀，陕甘根据地和陕甘红军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
如何在陕甘根据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党中央抵达陕北后萦绕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脑际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认真反思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丢失中央根据地的原因。他认为：“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指中共与外界的交往，而不是专指与外国的交往——引者注）之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107页。）有鉴于此，毛泽东主要从组织路线、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三个方面领导进行了巩固与发展陕甘根据地、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艰苦努力。
第一，开始全面地纠正受“左”倾错误影响的组织路线，首先是果断地停止了在陕甘根据地进行的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骨干，并恢复了他们的职务。同时，给予在陕北搞肃反者以处分，改派李富春为新成立的陕甘宁省委书记。当听说还有三百多名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被定为“反革命嫌疑”的人尚未做结论时，毛泽东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应该统统释放；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89页。）鉴于因为肃反造成的红十五军团内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之间的隔阂，他要求对红二十五军和由红一军团调到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干部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对陕甘红军“不得发生任何骄傲与轻视的态度”，对陕甘红军干部中“尚怀不安与不满进行诚恳的解释”，“使十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如一个人一样”。（《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1页。）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应该“从发展北方以至全国的武装力量出发”予以重视。他要求清查降级使用人员，把他们提升起来，同时提拔老战士开办教导营。（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11页。）他在给红军主要将领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0—501页。）
事实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遵义会议前后就已开始着手端正和树立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在江西遭到撤职和错误批判的邓小平就是在1934年底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参加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及其以后通过调整中央分工，确立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体制，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一批过去犯“左”倾错误的人受到撤职处分。一些甚至是在保卫局监督下参加长征的干部被解放出来，走上新的战斗岗位。遵义会议后，在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和调整党中央、中革军委组织问题的过程中，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像过去宗派主义者那样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而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端正思想，通过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程序改变其领导，以保证正确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比如对博古，仍然保留了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长征到陕北后，又让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主席的要职；再如凯丰，到延安后仍让他担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和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对于张国焘，毛泽东更是苦口婆心。由于树立和贯彻了党的正确组织路线，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纠正了“左”倾错误和右倾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在全国各路红军大转移的特定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军。随着全国各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高原，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十年后，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迎接全面抗战和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积蓄了强大的力量。这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的根本前提。
第二，毛泽东及其战友们以陕甘根据地为依托，先后胜利地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此外，他们还直接领导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策应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遭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和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以及西路军的英勇远征，不仅粉碎了各路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剿”，而且沉重打击了根据地周边地区的敌军，大大拓展了苏区。使原来的陕甘苏区发展成为以延安为首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6个县和200万人口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标志着长征获得最终的胜利和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栖息地和出发点，中国革命有了长期稳固的大本营。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还用很大的精力总结自己的军事思想，力图从理论上肃清“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影响，并以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军。他在保安（今志丹县）创办了著名的窑洞大学——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并亲自为学员们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彻底肃清。
第三，解决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孰重孰轻的认识尚有异议。当时王明等“左”倾错误思想在中央具有很大影响。他们根据苏联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的论断，积极响应苏联所谓“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的观点，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们认为，只有首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直接地毫无阻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门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坐失“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良机，使自己陷入孤立，并在强敌的围攻下遭受严重损失。无独有偶，在陕甘根据地主持肃反的北方局代表也不切实际地要求西北红军武装保卫苏联，打通国际线。（参见张达志：《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一些情况》，《甘肃文史资料》第9期。）
“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伊始就打出的旗帜。1934年7月红七军团就是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从瑞金出发到闽浙赣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提出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北上抗日，以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陕甘支队长征抵达陕北苏区时，他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的抉择是，如果不战胜国民党军的“围剿”，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生存还都是问题，何谈抗日？但如果不正视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这一严重现实，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不仅难以战胜以“政府”名义来“进剿”的国民党军，而且，即使是能够克服眼前的生存危机，也必然会失去领导神圣的民族抗战的资格。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既不是照搬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也不是泛泛地发号召，而是综合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归纳分析各阶级在外敌入侵时的态度和利害关系，提出更切实可行的主张。1935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7页。）这就初步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大团结、共御外侮摆在了第一位。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性。接着，报告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一个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始终不认为地主买办营垒是铁板一块。他首先从理论分析中得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利益时，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亲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接着，毛泽东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页。）此后，毛泽东一方面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一味地、无条件地求和。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毛泽东指挥红军予以坚决打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中共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与此同时，毛泽东既领导全党为广泛建立下层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又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争取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同时给蒋介石以外部的压力。他还直接致信、致电给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立足于陕甘根据地，努力扩大红军，积极发展与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之间的统战关系，提出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位一体”，以西北的联合抗日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一重要战略。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客观上成为发生西安事变的重要前提条件。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并最终促成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由陕甘根据地扩大而成的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了发动新的革命高潮——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策源地和出发点。
长期以来坊间流传着两句话：究竟是陕甘救了中央，还是中央救了陕甘？从上述情况看，没有陕甘根据地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同样，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到来，陕甘根据地也难以为继，更不会有后来的辉煌与影响力。1945年4月，在长征胜利十年之后，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这样评价陕甘根据地：“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他的话，一语中的。
〔作者蒋建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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