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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与陕甘根据地的战略地位

蒋建农
2013年05月27日10:3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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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30年代中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路红军由南向北进行了大转移。在转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党内的错误军事路线,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核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经过艰苦的牺牲奋斗,将为求生存被动进行的转移,转变为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内容的主动进攻,并胜利地实现了革命中心的北移。而陕甘革命根据地则成为各路红军这次胜利转移的最终落脚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并最终促成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由陕甘根据地扩大而成的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了发动新的革命高潮——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策源地和出发点。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路红军由南向北进行了大转移。转移的原因,起初是因为在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的强力“围剿”下,由于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红军未能击退敌人的进攻,南方各红色根据地丧失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但是在转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纠正了党内的错误军事路线,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核心,正确地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经过艰苦的奋斗,将为求生存被动进行的转移,转变为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内容的主动进攻,并胜利地实现了革命中心的北移。而陕甘革命根据地则成为各路红军这次胜利转移的最终落脚点,同时也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的出发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来,中国革命的中心一直是在南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战争,以及国共合作掀起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都是以南方为中心逐步展开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中心摆在了中国南方。南昌起义后向广东的进军、海陆丰的武装暴动和广州起义,以及稍后的广西百色起义,都有先建立两广根据地,再度北伐的意图;毛泽东也认为,红军的组成、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区,必须是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当时先后建立的大大小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除陕甘和陕北之外,基本上都分布于中国的南方省份。这种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生转变,中国革命的中心逐步由南方向北方转移。这表现在:

其一,自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以来,北方长期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心。但是,清末以来,继清朝封建统治的覆亡,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的分裂及其随后在国民革命军发动的北伐和二次北伐中的土崩瓦解,在中国北方,不仅旧的反动统治势力已经被摧毁,而且继之而起的新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势力,也在新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占我东三省的过程中遭到沉重打击。北方反动统治力量大为削弱。

其二,大革命后期通过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的蒋介石政权,由于得到江浙等富庶地区地主买办阶级以及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1928年12月,随着东北易帜而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接着,南京政权在与各路军阀混战中,一一胜出。特别是在中原大战中战胜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以及消除汪精卫等国民党内各反蒋政治派系的联合挑战后,其统治力得到空前的巩固和膨胀。虽然此后直至蒋介石政权最后在大陆覆灭,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甚至是武装磨擦一直没有停止过,但都已不足以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其三,在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平息以后,蒋介石一方面在其统治的中心区发动更为严酷的白色恐怖,使长期在上海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共中央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往中央苏区。与此同时,他还纠集武装力量对分布在南方各省的各路红军和各红色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在强敌的进攻下,再加上“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各红色根据地最终难以支撑,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样,中国南方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

其四,“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热河的武装侵占和对华北地区的侵略渗透,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机。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风起云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出现和绥远抗战的爆发,以及北平“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的酝酿,表明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新的革命高潮正在中国的北方日益高涨。

而位于北方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北),硕果仅存,历史性地成为党中央与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新的革命高潮的策源地。

(责编:王新玲、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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