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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 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研究组，目前他们来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的工作条例，初稿已经起草好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让他们带回去广泛征求意见，研究讨论是否可行，然后再提交四月会议。关于社、队划小的必要性，毛泽东说：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二百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十一个生产小队，这十一个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3月7日 同王任重谈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毛泽东说：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主要问题。又说：参加食堂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农村和城市总不一样，不愿意吃食堂的就让他不吃食堂。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的就是了。
3月8日 在广州小岛招待所召集陈伯达、胡乔木、陶铸、赵紫阳开会，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3月10日—13日 在广州小岛招待所主持召开三南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体制和工作条例问题。同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于三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北京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西北局、东北局、华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讨论的问题与三南会议相同。后来，北京方面向毛泽东建议，两边合起来开会，得到毛泽东同意。十四日，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到达广州。
3月11日 同胡乔木、田家英谈《调查工作》一文修改问题。
同日 为印发《调查工作》一文给三南会议写如下批语：“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并批注：“送林彪同志阅，一九三〇年的，从闽西找出来的。阅后退毛。”毛泽东在印发这篇文章时，对正文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
3月12日或13日 批示将中共河北省委三月十日《关于调整社、队规模和分配体制的意见》印发三南会议，并在标题下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河北省委的报告说：为了研究调整社队规模和分配体制，先后召开两次座谈会。大家的意见是：现在的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现在的生产队改为生产大队，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原来的一个公社准备划分为四五个，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乡。关于分配体制，大家都同意由生产队统一分配改变为以生产小队为分配单位，可以更充分地调动生产小队和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样改变以后，生产队（原来的生产小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原来的生产队）和公社为部分所有制。
3月13日 为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三北会议各同志。全文如下：“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后因三北会议与三南会议合起来在广州开会，陶铸没有去北京。
同日 主持三南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这次会议讨论一下，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回去再调查，下次会议作决定。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一九三〇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他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
3月14日 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修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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