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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在一个农业国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这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设想。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所要回答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农民革命联系起来、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人民革命联系起来，如何以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必然导致革命与战争、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民主革命联系起来的思想作为指导，换句话说，如何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个联合” ）到进一步以列宁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两个联合”）的思想为指导，作为解决中国革什么命、怎样革命问题的指南。“两个联合”思想因而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重要关联词。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其时代主题和背景不同于革命时期，决定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上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如何利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样，面向中国的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关联词。这个问题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新突破。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可见，时代背景、时代主题的变化，使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聚焦的“中心问题”并不相同。正是这种“中心问题”的变更和递进，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品格。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建立，正是对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的最好回答。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都着重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但是第二次飞跃则在更进一步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之前，先着重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并把这视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前一根本问题的具体回答和第二次飞跃的逻辑起点。
突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同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不懈斗争、并深刻总结相关历史经验的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重新提出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时，首先提出和回答的是“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为此，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评价，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首先突出表现为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以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评判和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本标准。他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解决“相结合”任务最杰出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否定和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正因为它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邓小平指出，“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是这一条”（《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175页。）。为此，他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对待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从来就提倡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6页。）。所以，如果说毛泽东在解决“中国化”问题时，突出反对了主观主义的本本主义，那么邓小平在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时，则突出反对了“两个凡是”的新本本主义。
邓小平不仅提出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提出“怎样真正地坚持”的问题。他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292页。）1991年，他又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 。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侧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具体化，第二次飞跃则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并提，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现代化、当代化对民族化、本土化、具体化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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