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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到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命题、新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已经深入发展，我们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视阈、新境界，形成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自觉。这就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空间向度扩延至时间向度，达到时空的统一。
这种新视阈、新境界、新自觉突出反映在对理论成果内涵的概括上。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内涵概括上有着明显区别。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概括在字面上并未突出强调它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的结合。这并非意味着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实践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可以离开战争与革命这一当时的时代主题，只是由于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时代背景大致相同，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时代背景大致相同，所以毛泽东思想突出解决的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十月革命道路的指引下，寻找与俄国不同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民族化、本土化、具体化成为第一次飞跃要突出解决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处在时代内容、时代特征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世界形势经历深刻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因此，既突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的结合，又突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重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三个具体理论形态，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概括时都着重突出了时代背景和内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所具有的时代内涵，反映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立足中国与放眼世界辩证统一关系认识的新自觉与新境界。
（六）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分别中国化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第一次飞跃中，与整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进行和完成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产生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同时，产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特别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始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影随形，且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往往相互取代，在论述其内涵、必要性、可能性与实现途径等方面都往往如出一辙。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未单独提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除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点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外，也与中国革命实践特别需要唯物史观的指导有关。实践首先需要解决认识路线与认识方法问题、历史观与价值观问题。此外，这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开始就相互交织、同时进行和产生相关。另外，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本身的特点，也限制了它们最初的中国化进程。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流程。在我们党夺取政权前，在资本主义并未充分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当时还缺乏研究资本主义的现实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当时并非当务之急。至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着重研究的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即如何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作准备，这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部分内容，但对于怎样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怎样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要内容，则不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共产党急于关注和讨论的主题。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社会主义全部理论的中国化，才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与第二次飞跃就出现一个明显不同：第一次飞跃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且这次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本身就包含毛泽东哲学思想。而第二次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哲学基础是什么，是否同时产生了继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态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个形态，或者仍是第一个哲学形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目前国内哲学界说法不一。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个新形态正在形成之中。不过，这个新的哲学形态有什么特征，何以命名，尚无定论。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新理论成果究竟是什么，是继续发展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抑或其他，将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来加以解决。
在第二次飞跃中，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应当说是较为完备与成功的，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也已开始有了长足进步和突破，甚至可能是新飞跃的开端。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突出成果和重大创新，为发展中国家、为人类社会开辟了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它有可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作出新的阐释和发展。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高速、持续发展的伟大成就，使许多西方经济学者颇感震惊，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和说明的“奇迹”。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和阐明。
除了上述几点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所产生的世界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等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特色。
〔作者余品华，女，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西南昌 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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