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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缺点，用了好多钱，报不出账。拿第一师和第三师来说，第三师用钱按期还，有预算有决算，预算数目是按照实际情况做的，组织也比较好，几个月后还有个账算。第一师方面就太差了，到今天3月份的账还没有算，究竟用了多少钱，不知道。所以一师用钱和预算差得太远，它预算是30万，但是用了六七十万。这说明供给机关的能力是弱的，一般地说，旅团供给机关的能力是不强的。……现在的弱点就是浪费公粮和乱用钱，尤其是一师，我们要更多注意这一点。
“在最近一个时期，军直属队也好，一师也好，常发现携款潜逃的事情。……同时一师还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团长、旅长随便乱批钱。一个特务员生杨梅疮就批他40块，一个马夫丢掉200元就批他80元赔偿，或者下面打个条子借口休息就批他5块、10块。这是过分的，超出我们经济规定的范围，违反了命令。为什么要这样批？滥用自己的权力。我们原来规定是团长只能批5块钱以下，旅部也只能批20块钱。但是现在奇怪了，可以超过这个限度，可以批几百块钱。我想如果这样用，那你税收得再多也供应不了。在我们军部来说，我不能乱批钱，我要同别人商量一下。”
刘少奇在会上也批评了全军的供给工作，并且点了一师的名：“这个重要部门的工作一般人就不十分注意，工作也搞不好，特别是一师供给工作总搞不好，政治、军事上的负责人对这个工作忽视，经济制度不严格，因此浪费很大。有些负责同志随便批钱，比如有一个团长他可以批准特务员40块钱去诊病。这不但会发生不好的影响，同时也不合经济手续。以后严格规定团级首长不能随便批钱，自己用钱也一定要经过供给部长的批准才可以，自己没有权力批。”
新四军一师的活动区域是苏中。1942年11月，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谭震林曾两次谈及苏中的财经工作：“苏中有着500万人口，1000万亩以上耕地，交通发达，工商业繁荣，比得上欧洲一个小国家。……还觉得钱不够用，有时还闹着恐慌；我们的战士还过着最低的生活待遇。……按一般水准说，全部收入应该能够养活全人口的3%（占当地人口3%的兵员），而我们却只养活着0.7%（这是当时兵员占当地人口的实际比例），还觉着有些困难，这还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追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的我认为还是思想方法问题和认识问题。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思想中没有建立起‘重公轻私，艰苦奋斗’的正确认识，我们的财经工作始终是做不完美的。不管你的制度如何好、如何严，也不管你的办法如何多，结果不仅不能达到完全的目的，却可能造成一些不满意不团结的现象，事实上这些现象已经萌芽了。”
1941年6月30日，新四军四师供给部部长谢胜坤对四师两年来供给工作进行了这样的检讨和总结：“谁也晓得六支队（四师前身）是以百十人发展起来的，以极小的零散的游击队合编成游击兵团，部队是新的，当然各方面的工作也是新开展的，而供给工作也不能例外。当时供给工作有经验、有能力的不多，团营的供给工作也不健全，有的团队没有供给科处，营也没有军需员，上下级没有什么工作上的联系，供给领导机关由于干部少、组织不健全，工作没有开展起来。当时的军需处只是做些琐碎的工作，招呼发发司令部、政治部的灯油、木炭、办公纸而已，工作系统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组织性、计划性，制度更说不上建立了，因此部队中常常发生问题，如贪污腐化，浪费堕落，个别（人）携款潜逃。”
1941年7月10日出版的《真理》杂志创刊号，刊登了陈毅的文章《论建军工作》。这篇文章的中心是“为建立正规化党军而斗争”。陈毅毫不隐讳地系统分析和归纳了新四军存在的缺点，其中就有：只顾私人利益忘记革命利益的个人主义；生活上的腐化堕落，甚至干部开小差及个别叛变蜕化的严重现象；部队纪律要求不严格，忽视军事纪律、经济纪律等。
陈毅在文章中再次讲到了新四军的供给工作：“本军供给工作各部队并不一样，有的很好，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有的造成了良好的基础。然而有些部队，在这方面则十分落后，不仅浪费，贪污腐化现象也正在潜滋暗长，有些部队甚至相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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