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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剑英等重要成员的作用发挥
1976 年10 月，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和华国锋、汪东兴一起，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在危急时刻毅然决然地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结束了“ 文革” 这场灾难。“从组织上打跨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从而为新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清除了基本障碍。
坚决阻止“四人帮”篡党夺权，使党和国家、军队领导权始终掌握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这是建立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
“文革”期间，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史上和我们党在培养接班人方面的经验教训，着重指明原苏联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教训，提出了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等重要观点。他们认为，苏共是列宁建立的党，苏联是列宁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坚持列宁的路线。列宁、斯大林算是第一代了。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自1954 年上台以后的20 多年中，把列宁建立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勃列日湟夫算第二代，第二代就变化。西方国家鉴于苏联第二代出了问题，就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所以，我们要总结这个经验，对青年进行教育，引导青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邓小平曾对外宾风趣地说：事情要靠年轻人了，这种话可能对年轻同志来说有点不敬了，摆老资格了，但这是自然规律，老的总要慢慢地退出舞台，由年轻人来接班。总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归根到底要决定在青年的身上。”。
实际上，邓小平在1965 年12 月就已经明确地讲到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向中央领导集体新过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问题。认为总是要见马克思的，这是肯定的。去见马克思，就要有接班人。党总是要有接班人的，接班人也要去见马克思的。因此必须把党的正确的思想、组织、政治路线坚持下去。这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要由接班人传下来。”他反复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他还举例讲：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在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后，不是都靠不住了吗？
可见，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权交给什么样的年轻人，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1975 年当71 岁的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时，心怀不满的王洪文避到上海讲：十年后再看。当时，王40 岁。就年龄而言占优势。所以，邓同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决定要选择一批经受过考验、能够联系群众，为群众爱戴的领袖，选择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接班人。由此可见，建立新中央领导集体的问题不仅极为重大，而且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重病中的毛泽东含蓄地讲自己一生中没有做完的两件大事，应交给下一代。他断言：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
所以，从1975 年1 月开始担负党政军很重要的领导职务以后，邓小平先后主持国务院、党中央日常工作。在此前后，许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先后重新返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如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李先念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常务副总理，正是这一大批被“解放”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执重任，团结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才使全面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也使“文革”破坏力受到一定程度限制，特别是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积蓄了强大的干部力量，作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从组织上打垮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破灭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阴谋，确保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这是一场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特殊斗争。关键在于，一是江青等趁毛泽东年事已高或重病缠身，篡党夺权的活动迫不及待，更加猖狂。二是毛泽东病逝，原来领导集体中健在的成员仅有陈云、邓小平，前者遭到排挤，后者又被打倒。“文革”后期发挥作用的叶剑英、李先念也先后被变相停止工作。连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也被污蔑为“修正主义头子”。“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不能立起来。不破‘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如果让“四人帮”上台，“就断送了我们党，断送了我们的国家。”所以，粉碎“四人帮”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对于自己的失败，江青在1980 年1 月写的《我的一点看法》说：“邓、叶之流久蓄阴谋”，把她（他）赶下台是“反革命政变”，她将自己一伙封为“好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的好学生”， 此刻被关进监狱； 而“ 邓、叶之流” 等是“坏人”、“阴谋家”、“修正主义分子”，却坐天下，这是“地富反坏右翻天”、“资本主义复辟”、“开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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