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是“四条学习要求之首”
20世纪50年代，军队在学习苏联经验问题上，存在着一个争端，就是学不学和怎样学的问题。“1956年以前，‘学不学’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争端；1956年以后，‘怎样学’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军事训练部门、军队院校中的争端。”对于上述问题，彭德怀都不遗余力地解决，尤其是对于“‘学不学’的问题”———“主要是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争端”———解决得非常好。
彭德怀到军委工作之时，正值全军学习苏军经验活动普遍展开之际。当时，由于许多干部认识比较模糊，对苏军的某些经验不愿学习，有人成段成段引用毛泽东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话作为不愿学的论据：“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
为了统一全军学习苏军经验的认识，彭德怀曾经在两次全军性会议上进行专题阐述，动员大家认真学习苏军的经验。
一次是在1952年12月，当时正召开全军各大区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会上，他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的总结报告中阐述了学习苏军的意义，提出了今后学习苏军应注意的问题，读到下面这段话时，他特意提高了音调：“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讲话中，他还对学习苏军经验中的种种错误认识，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另一次是在1954年1月，当时正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总结中，他进一步讲解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四条学习要求”，第一条是“一、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把“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摆在“四条学习要求之首”，充分反映了他对苏联顾问的态度。
总的来说，在1955年以前，彭德怀所侧重的主要方面，是动员大家积极学习，批判那些不愿学习的思想。
在“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方面，彭德怀是身体力行的。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彭德怀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的编制还没有完全合理的确定下来，军委各部门、各特种兵、各大军区的机构编制，还没有根据现在的情况搞出来，我们各机关部门，大部分是临时感到需要，就临时增加。因此有的事情还无人管，有的事情两个部门都管。”为解决军委和大军区两级机关的编制、职责，他认真听取了苏联顾问的意见。从195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彭德怀请苏联顾问作了8次报告。每次他都同各单位领导人去听课。然后，在顾问的帮助下，制定出各级机关的编制和职责，上报中央。
1954年12月初，彭德怀、刘伯承应邀赴苏联参观苏军“在使用原子弹条件下军事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在整个演习过程中，他们看得十分仔细、认真，对一些有疑问的地方还向苏联顾问询问。这次参观学习，对他们触动很大。
在彭德怀的影响、带动下，全军都充分重视发挥苏联顾问的作用。
不过,在落实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关于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 也有人提出过过火的口号。比如，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军事学院和学校部部长张宗逊上将，他提出了“不走样地学”、“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口号。
“我们不回避原则性的争端，他们（苏联顾问）不了解的情况，一定要说通”
彭德怀对“洋顾问”虽然是既顾又问，但心中有数，不是言听计从。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中央苏区瞎指挥，他始终记忆犹新：1933年9月，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中国，任中国共产党军事顾问，在博古的支持下直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结果“崽卖爷田心不痛”（彭德怀痛斥李德的话），断送了整个中央苏区。
因此，在强调“认真学习苏联”的同时，他也经常嘱咐大家，在运用苏军经验解决我军实际问题当中，不要机械搬运，特别不允许“上纲上线”：我们不回避原则性的争端，他们（苏联顾问）不了解的情况，一定要说通；他们从愿望出发对我们不满的意见，要解释通。……在政治上，谁不拥护苏联，那是错误的。在战术、诸兵种合成战斗战术方面，都要百分之百的学习。但有些问题是可以争论的。这样的争论，不是反苏。
这个时期，在他经手处理的事务中，有许多没有采纳苏联顾问意见。遇到有些事情盲目听从顾问建议的，他更是严厉予以批评。
1952年10月15日，他主持第一次军委例会，把部队训练时间的分配确定为：军事训练占60%，政治教育占20%，文化教育占20％。事后，苏联顾问提意见说：文化教育时间占的太多，没有必要。彭德怀接见提意见的顾问，耐心解释说：“旧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多，战士入伍以后才能学文化，学了文化才能掌握军事技术，将来复员回家也便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和一些发达的国家，征来的新兵不仅多数人有文化，有的还会开汽车、拖拉机。中国现在则相反，是军队把战士培训成司机或坦克手，然后复员到地方上才能开汽车和拖拉机。这是中国的实际。”结果，文化教育占用时间最终超过了20％！彭德怀的态度，也影响了军委各总部。同年11月1日，在由总参各部领导人及各特种兵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上，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提出：各部门要经常与苏联顾问开座谈会，征询他们的意见，以改进工作：同时，他又告诫有关部门的领导人，既不能不听顾问们的意见，又不要完全依赖于苏联顾问。
1953年初，在军委例会上讨论国防工程建筑，业务部门依据苏联顾问的意见，为了国防保密，要求把内伶仃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彭德怀一听，火了，当即批评说：“迁移居民一定要慎重，要积极动员。岛上的（居民），有证明的留下，重大嫌疑的迁走，但这是极少数。内伶仃的居民全部迁走，要不得，这是单纯军事观点。”
1953年9月4日，彭德怀召集了第三次扩大的军委例会，向大家提出准备采取的精简方针，让大家展开讨论。这时，朝鲜战争已经停了下来，全国经济建设已经全面铺开，军队建设自然也需要全面展开。因此，当时在各军种、兵种工作的苏联顾问，都有扩大本军种、兵种的强烈情绪：炮兵顾问说，“炮兵是战争之神”；装甲兵顾问说，“装甲兵是战场上的主要突击力量”；工程兵顾问说，“工兵是战场上的开路先锋”；海军、空军的顾问更加强调，“海、空军决胜”……这些意见，通过与会代表发言反映到会议上来，无形中增加了彭德怀的工作难度。一问发言者何出此言，纷纷曰：苏联顾问意见！彭德怀陷入深思：现在是顾问专政了？
抗美援朝开始以后，为加强沿海防务，我国从苏联进口了几十个连的火炮，并按苏联顾问的设计构筑了一批海岸炮阵地。彭德怀每次看到都要发脾气，结果是从山东一直批评到海南岛，还把具体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有这些阵地都出于一个公式，战术缺点很多而且严重：阵地完全是露天的，对空毫无遮蔽；火炮位置放在最前沿，胸墙很薄（30-50厘米水泥，仅能防弹片）；炮和炮之间距离很近（每门炮相隔40米，中间安放弹药库），而且等距离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只要有一枚凝固汽油弹或重磅炸弹落入阵地，全连火炮和弹药都有被毁的危险。到了战时，在敌人飞机轰炸和舰炮射击的情况下，不待发挥作用就可能被敌火力摧毁。”一句话，这些海岸炮阵地的设计，在苏联有强大空军掩护，有大、中型口径火炮的海岸防御火力配系，或许是适用的，但照搬过来，就是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战术思想。由于彭德怀的坚持，苏联顾问的意见被否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