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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后的第二天，上级就通知钱嗣杰搬进中南海办公，成为毛泽东的第三任专职摄影师。那时，由于电视设备不过关，电影的成本又太高，因此记录国家领导人日常活动的手段主要是拍照。“那个年代，领导人接见外宾一般不做摆拍，他们的一举一动很难预判。握手呀，谈话呀，他不考虑你记者不记者的”。
对于时常在身边按动快门的摄影师，毛泽东的反应是“不干预。你什么时候照，你愿意照你就照，从来没拒绝过我。当然，有的时候下去参观，他会说你多照些群众，他希望照和群众在一起的那些场面。我在主席那里那么多年，他没有说看看照片，报纸登得好不好，没有。他不管这个事情”。作为专职摄影师的钱嗣杰，不仅要拍摄一些正式会见的场面，还要善于捕捉领袖生活的瞬间。“每次主席活动前，我都要认真检查相机的功能，检查胶卷是否上好，不敢有任何懈怠。我随时都背着两台相机——禄莱(Rolleiflex)和莱卡(Leica)，都是德国制造的，以防万一。虽然不如现在的功能齐全，但性能绝不差”。由于当时拍摄的照片除公开采用和部分留作历史资料外，其余图片必须销毁，“有人监督销毁，在一个封闭的炉子里烧毁，烧后也要检查一下灰烬，看看是不是完全烧完了，记者不得私自留底”，因此，钱嗣杰保存下来的照片并不多。
钱嗣杰介绍说，毛泽东习惯坐火车下去调研，每到一个地方，“往往请地方干部，省长、省委书记什么的到火车上来汇报——他就不下车了。主席怎么考虑呢？他说，我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又要准备我住的地方，又要好多干部陪，很多麻烦事，这样不给地方增加麻烦，见完了火车就开走了，到火车上来谈好”。
“在主席身边工作的6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受益最多的时光，同时也是最紧张、压力最大的一段日子。”钱嗣杰说，主席是夜猫子，喜欢熬夜，生活没有规律，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时刻准备着。“当时来访的外宾主要由外长和总理接见，一般情况主席是不接见的。不过，为了外交工作的需要，主席也接见一些外宾，但没有时间表，而完全是按照他的习惯来决定的。外宾可能正在天安门或长城参观，如果这时主席说可以见，那就立即通知外交部安排接见”。
钱嗣杰回忆说，主席的行动是高度保密的，往往是突然通知要出发，工作人员就要紧急集合，直到上了火车才知道目的地。此外，主席每年国庆节后就要南下，去上海、杭州、武汉、江西等地，一呆就是几个月。到了春天，工作人员轮流回北京取换季衣服并休息一个星期。在领袖身边工作，保密工作肯定是首要的，“比如跟随出去视察，家属都不知道我们到哪儿去，也不打电话，也不写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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