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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给《人民日报》供稿
来接替邓拓的是吴冷西，我们当时对他却有敬而远之的感觉。
他身兼数职，我们难得一见，偶尔来报社，也只是开编辑部大会之时，他在台上做报告，我们在台下聆听。只有几年之后在河南干校，他作为被打倒的“走资派”，与我们同为“五七”战士之时，才有近距离的接触和对话，才清楚地看到这位独眼政治家的尊容。不过偶尔的交谈，却让我们感到其见解之高屋建瓴，特别是对世界大势的点滴评论，更是时有让我们敬佩之论——他到底是曾经主持“九评”文章写作班子的班长！
颇有意味的是，吴冷西在政治上的浮沉，竟应了“七八年来一次”的预言。在这51号里，邓拓大约在位8年，吴冷西也大约干了8年。他虽然也有过人的才智，却是无法预料更无法把握自己的政治命运。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和邓拓一样，都是值得我们为之骄傲的人物，至今想起他们来，仍然心存敬意。
也是巧得有意思，吴冷西被明确宣布丢权，也是在四月上旬。那天，康生明确批示:以后人民日报的社论，要送唐平铸审阅修改(唐是当时《解放军报》总编辑，后为《人民日报》代总编辑)。
也正是从这一天起，人民日报经历了信任的危机，不再能直接听到中央的声音了。编委会于是派出几路记者，分别到上海、武汉和广州等地，试图从几个当红政治家那里得到中央的新精神，并组织和采写“高举”的文章。我被派跟随老记者范荣康到广州时，带了一些批判材料，其中有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的文章资料。我们住在珠江宾馆，适逢晚上放映《逆风千里》等电影，我们于是约部队干部开座谈会，请与会者发言并写出批判文章。
但两天后我们被告知，说接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知，部队的稿件一律给《解放军报》，意思是拒绝给《人民日报》供稿。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五月下旬某日，首都各大报纸都转载了某报的一篇文章，并都加了编者按。第二天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各报转载的情况和编者按都一一报道了，唯独不提《人民日报》。那天早上，我在广州沙面珠江边上溜达，心中敲起了小鼓:我这碗饭也许真的是吃不好了。
待我们空手回到51号时，陈伯达已率工作组进驻报社，正式宣告夺了吴冷西的权。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在《人民日报》刊出，“文革”的号角从这里吹响，动乱之声在这里首发，全国立马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年代。
紧接而来的是“破四旧”浪潮，把旧门牌、旧店名、旧路名一律改掉，一夜之间，东安市场易名为“东风市场”，永仁堂更号“百草中药店”，亨得利钟表店的牌子被倒挂为“利得亨钟表店”，协和医院的院名变成“反帝医院”……幸亏《人民日报》当年起名起得英明，否则也怕是“姓名难保”的！改了名的报纸也真是有的，《大公报》换称《前进报》即是一例。而王府井则改为人民路，我们单位的门牌，就变成了“人民路51号”。
也是从这一天起，几乎所有以往的文艺作品，都有了问题，或“封”或“资”或“修”，我们图书馆不再出借图书。
红卫兵也冲击过我们大楼。我们报纸常因一篇文章或一幅照片而被指责。登了一封致爸爸妈妈的公开信，要他们“继续革命”，就招来一些红卫兵的攻击，说这是“狗崽子”写的。有一次，一群红卫兵说本报刊登的毛主席像有严重问题:老人家手持帽子扶栏杆，帽檐向着自己的胸口，如同手握短枪指向自身。编者居心叵测，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理直气壮地冲进大楼不肯走。
此类事情发生过若干次，“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无理地干扰了编辑部的正常秩序。有鉴于此，经中央同意，卫戍区遂派军驻守这座大楼，武装保卫报社，保证正常出报。
从此，我们也多了一件事－－进出大楼掏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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