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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俭朴 热爱劳动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住的是一处坐北朝南的小院，名字虽雅，环境却荒僻，四周除了农田外，便是稀疏的农户。彭德怀的居室是正房，屋里布置简单，没有太多的陈设，除了一套沙发外，只有几把凳子，墙上挂着一张北京市地图和一张全国地图。彭德怀不喜欢花花草草，便和警卫人员一起在院内种了些庄稼。此外，他还种了向日葵、南瓜、茄子、辣椒等及一些其他瓜果，并在院内挖塘养鱼。他在池塘南边还种了一小块水稻。这种习惯，也是以劳动作为积极的休息，同时有意在做些试验。刘子正每次去吴家花园，见彭德怀干活，就随同一起干，挽起袖子锄地，卷起裤脚下塘，两人边干边聊，相谈甚欢。1961年8月间，伍辉文同刘子正一起去看望彭德怀，特意从党校南院的桃园里摘了些桃子带去。他们进门见彭总正赤着脚，裤腿挽起老高在院子里的池塘边劳动，便一同干起来。彭总指着池塘说：“我们来了以后，同警卫班的同志把池塘里的泥挖了挖，池子里养上了鱼，把池塘的泥做了肥料，种了些瓜菜。我吃不多，可以给警卫班的同志改善生活。”
彭德怀是位刚正不阿、胸襟坦荡的人。几经接触，他觉得刘子正也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有时便袒露些心迹，抒发些郁闷。刘子正内心完全理解，深切同情，但只能做些浮浅的安慰，思想上的共鸣则在不言之中。彭德怀初见刘子正时，毫无顾忌地脱口就问：“你相信一亩地能打万把斤粮食吗？”刘子正甚解其意，便间接答道：“我过去在农村没有见过，现在也没有亲眼见过。去年杨老（杨献珍）在党校种的麦子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丰收，一亩地也就打了七百来斤。这是实事求是、可以信赖的产量。”于是，彭德怀亲自种试验田进行验证。据彭德怀的警卫员景希珍记述：彭总1959年秋季到了吴家花园后，自己开荒种了两分地的麦子，掏大粪，深翻地，精耕细作。由于担心麻雀吃了影响产量还日夜守护。1960年按收成折算一亩地也才收了700多斤。刘子正自己在党校辟地种麦，虽精心耕作，科学管理，保证水肥，也只打了近700斤。他如实对彭德怀汇报说：“看来，一亩地产700多斤，比较靠谱。”刘子正用事实表态，委婉地支持了彭德怀反对“大跃进”中的浮夸做法。
认真学习 严以剖己
1960年，中央指示全党高级干部都要批判地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央党校党委从2月25日到7月12日，用近5个月的时间连续学习讨论了20多次，彭德怀每次都参加，从不缺席。1960年10月至12月，彭德怀还参加了校党委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学习讨论会，连续28次。每次他都积极到会，踊跃发言，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有一次谈到物质利益问题时，彭德怀说：“苏联搞物质利益太过分了，我们一点儿不讲这个问题，也值得考虑。”在11月的一次讨论会上，彭总联系实际谈到“左”和右的问题时，表现出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政治魄力。他说：“左”和右，其实质都会破坏革命成果。“左”超过现实，右是落后现实。纠“左”纠右都不容易，“左”不是无产阶级的正常情况。
另一次，彭德怀同党校一名教员谈到反“左”反右问题时，说：“庐山会议，由于集中力量反右，所以掩盖了一些‘左’的错误。刮‘共产风’，对生产力破坏极大。有些干部，明知不对也不敢说话，右倾帽子太大，吓死人。”他还联系到历史上的减租减息问题说：“减租减息是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提出的，在解放战争中就出现了有钱的人不往外借，需要的人又借不到钱。历史时期不同了，同样的政策就行不通了。”
彭德怀从大局出发，严格解剖自己。他曾几次主动地向党校的同志谈到自己的错误。他说：我现在认识到，我这个人迟早要犯错误的，不犯错误才奇怪，因为我参加革命，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参加革命前，在我的思想上，不但有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的思想，而且还有法国大革命时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为了统一中国，统一中国是我强烈的愿望。但是如何才能求得真正统一，我是不清楚的。我没有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前，我也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根本改造，仍然用旧观点和旧经验看待新事物。他又说：在旧军队时，我一不搞女人，二不搞钱。我搞政治，别人要搞我，都没有把我搞倒，于是，我产生了自信心，把这种自信心带到革命队伍里来，就是错误的。这种自信心带有盲目性。
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彭德怀表示：“这个指示很好，很重要，应该好好贯彻。”他还说：“十二条”，最好再加一条，大队干部应该民主选举。根据过去经验证明，由群众自己选出来的人是最可靠的。1962年2月春节时，伍辉文、刘子正去看望彭德怀，又听他说：“自从整社‘十二条’下来后，我的情况改变了。庐山会议时，我只看到‘左’没有看到右。如果没有我的那封信，中央对‘左’的现象也许纠正得会更快，想到这一点，使我觉得惭愧。”1961年3月，伍辉文、刘子正等人去看他时，他正在摘录庐山会议的简报。谈起庐山会议时，他说：“22号前是一个方针，22号以后情况就复杂了。我写的那封信，起了一个很坏的作用，使一部分‘左’的问题得不到纠正。这是我感到痛心的。”
出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彭德怀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基于对人民利益的负责，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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