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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上半年，彭德怀学习政治经济学，在联系实际讨论时说：“说我对计委提意见是有野心，那倒联系不上。斯大林过去说过，苏联五年计划工农业产值争取每年最低限度递增14%～15%。我们一年要翻一番，我看达不到。两年，甚至三年翻一番就不错了。”在谈到经济发展的计划性时，他说：“大搞群众运动是对的，但是不能因为一提意见，就随便改变安排，结果计划是一回事，安排又是一回事。采取遍地开花，小型的可以，整个国家生产计划就不能那样。五八年7000万人上山就影响农业，也影响工业。五八年钢的数量不少，质量不行。轻的，薄的，硬的，厚的，我们都不能解决。钢铁质量不好，发展尖端科学也困难。”
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彭德怀说：“这是斯大林晚年的著作。他搞了那么多年，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规律。这个规律，也就是个平衡问题，不过叫有计划按比例更科学更严密。”他还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话不错。但是不能总让它不平衡，具体工作应该设法克服不平衡。工业生产各部门联系很紧密，和打仗不一样，和土改也不一样，打歼灭战行不行得通？”他几次提到，庐山会议时计委有位同志（指贾拓夫）写过一篇关于计划工作中几个方面的比例关系的材料。他说：“当时这个材料被认为是错误的，没有人看。我认为那个材料很好，现在觉得那个材料还是不错的。”
1961年，彭总在看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的党史讲稿后说：“毛泽东同志领导民主革命这一段是正确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也是正确的，就是五八年急了一点儿，快了一点儿。人民公社可不可以重点试办？普遍办我看晚一两年，甚至二三年也可以。”
据伍辉文回忆，他去看彭德怀的次数比较多，与彭总谈话、接近比较随便，在接触中深感彭总为人正直，态度诚恳，心地开阔，始终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他们见面时，伍辉文主要是听彭总谈。彭总经常自省地说：庐山会议，我那封信起了不好的作用，本来庐山会议是准备纠“左”的，因为我的信，就反右了。我的信影响了及时纠正当时实际存在的“左”的错误。与此同时，他也有压抑不住的心理抗辩，经常说有两个问题想不通：一是说他“有野心，反对毛主席”。彭总说：我只是有些问题与主席有些不同看法，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二是说他“里通外国”。彭总说：我对苏联很有看法，在石油问题上苏联卡我们，那时我们每年能搞到600万吨油，日子就好过一些。
心系人民 惜民疾苦
彭德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心中只想做一点儿有利于人民的事。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被当作反面教材受到批判。会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今后有害于人民的事，我一定不做。”当时他还有一句没有写出来的话，那就是“如果我还能做些有利于人民的事的话，我愿意尽力去做”。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他多次向党校的领导流露并要求向中央反映，让他到生产大队去劳动和工作。他说：“我干不了一天，就干半天，现在国内外事情这样多，大家那样忙，我这算什么？”“我还有劳动习惯，到大队参加劳动，每天挣五分（工分），自食其力，否则成了高薪阶层。”“老当寄生虫不是办法，尸位素餐，心中惭愧。”彭德怀很想到农村，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在一个支部做些工作，搞一些调查研究，有什么问题就向中央反映。彭德怀说：“如果中央不同意，还要我在这里，那就把我这里所有的人员撤去，汽车也可以交出去，留下一个看门的和三间房就行了。我自己能劳动，现在有秘书，一个警卫班，炊事员，司机，看门的，人很多余，浪费很大。”他经常表示，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总要做有利于人民和有利于社会的事，决不做寄生虫。
彭德怀在挂甲屯吴家花园期间，关心群众疾苦，同群众打成一片。他经常与附近群众交谈，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他们稻子收成如何，工分挣了多少，工分值多少，生活有无困难，等等。他有时约生产队干部到自己家里聊天，请他们看电视。当有的基层干部向他表示不愿意当干部时，他尽力做工作，勉励他们好好干。附近农民家里的老人死了，他亲自到灵前吊唁。农民家里有病人，他用自己的汽车去接医生。他还花了五六百元买电线杆、电表、电线，让15户邻居安上了电灯。
由于彭德怀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成年人都亲热地称他为“彭总”，小孩们都叫他“彭爷爷”。多少年过去后，吴家花园周围的群众，一提起他，仍感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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