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育英学校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太原市育英学校上小学，有一位老师叫乔本德，曾参加太原市教育局下乡工作队。临行，校领导郑重交给乔老师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鉴于当时“复杂的阶级斗争”，另配一把手枪防身。后因乔老师在工作队驻地后山遇狼开枪，从此曾爆出一大新闻——这批工作队有一位老师还带着“家伙”。

老师带枪，正说明了这所学校的特殊性。而真正对这所特殊的学校有所了解，则是1998年以后。当时，我应约承担了该校60周年校庆纪录片的编导任务。

战火中诞生

王佩选是育英学校的老校长，今年97岁，仍思路清晰。他回忆说，1948年3月，解放战争迅猛发展，因后勤保障的迫切需要，聂荣臻、罗瑞卿、杨德志、杨成武、耿飚等晋察冀野战军（后改19兵团）首长亲自组织筹备，将部队随军子女集中在一起，选拔有文化知识的青年指战员在野战军后方留守驻地——河北晋县西李家庄集中。“一个小木箱子、300元边区币，华北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就成立了”。此即太原市育英学校的前身，首任校长李佩卿这样回忆。她是后来授衔的开国上将方国华将军的夫人，副校长则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

校址设在一个逃亡地主的宅院，担任教师和保育员的干部战士，用日军的压缩饼干、美军的罐头、蒋军的降落伞等战利品，来补充学校给养。学校严格执行部队首长对孩子们“穿暖、吃胖、无伤亡”的保育方针，贯彻始终。

建校不久，傅作义军队进犯定县，飞机来轰炸，教职工都佩枪自行保卫学校转移。老师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两辆马车拉着给养，历尽艰辛转移到衡水。敌军被击退后，学校才又转移回晋县西李家庄。

1949年初，李佩卿校长在石家见到了兵团罗瑞卿政委和康克清同志，罗政委向康克清介绍说：“她们的学校办得很不错，我的孩子在校一年没有闹病，学了一年就能给我写一百多字的信。”康克清听了很高兴，要求学校总结经验，上报推广。因此，部队很多同志都把孩子送到学校，一些非部队子女也到学校就读，如冼星海、艾青等人的孩子。

情系志愿军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18、19、20兵团攻克太原。在新民北正街七号、阎锡山五妹子的东花园里，随军的校领导郝治平、陈志平和彭德怀、罗瑞卿、周士第等首长共进午餐。看着东花园宫院相套，长廊环绕，雕梁画栋，罗瑞卿就在饭桌上提议，将育英学校建在此地，彭德怀同志当即拍板。从此，一直随军奔波的育英学校，终于在硝烟散尽的太原城安定下来，开始了半军事化的学校教育。当时，学校已更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育英学校”。

1950年底，19兵团入朝作战，常有出征的将士半夜把孩子送到育英学校。有的家长连孩子的大名都没有交代清楚就匆忙离去，老师只能用眼前的物件登记姓名，结果一些孩子被奇怪地叫做灯泡、灯罩、糊糊等。直到孩子的父母回国来校，才一一对号认领。

张晓非的父亲在志愿军第五次战役中牺牲。噩耗传来，张晓非年仅六岁，老师和全班孩子都放声大哭，英雄仿佛就是所有孩子的父亲。另一次看完电影 《董存瑞》回到宿舍，一个男孩子放声大哭，要求阿姨把董存瑞的名字缝到自己的帽子上。孩子们就是这样，对革命事业和革命烈士怀着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

烈士遗孤马宇宁，每当放假就被校长、老师接到自己家里，依旧享受着革命家庭的亲情和温暖。参军数年退伍后，马宇宁只能遣返回“山西军区军务处”。后知其父墓址与马本斋墓并列。那个年代，全校有20多名烈士子女，享受这种特殊的关爱和照顾。

1954年，19兵团司令部撤销，学校移交华北军区 （后更名北京军区），学校先后更名“华北军区育英学校”“北京军区育英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