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育英学校

半军事化管理

育英学校特别重视革命传统教育。1960年，学校特别聘请享有盛名的“十大军属”来校做报告。其中有董存瑞和罗盛教两位烈士的父亲，黄继光和刘胡兰两位烈士的母亲，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震林，中印反击战的英雄等。学校经常举行革命故事会，表演评书《红岩》等，孩子们从小就树立了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1958年，根据学校发展需要，北京军区首长决定将学生来源扩大到各军兵种和地方干部子女，建造了教学大楼、宿舍大楼、大礼堂、大操场、牛奶场，配备了一辆美式吉普、两辆苏式嘎斯卡车，司机都是志愿军优秀汽车兵。为解决孩子们升学，在东仓巷成立了中学部。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供应格外紧张。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和参谋长肖文久亲临学校视察，随即召开驻军负责人会议，决定21军从军长到士兵近3万人，每人每月节约一斤口粮给学校。按照杨勇司令员指示，部队从内蒙古打猎所得的黄羊中，拿出部分送给学校。63军也调出副业生产的食油支援育英学校。他们没要国家一分钱，完全以父兄身份，节省自己的口粮来哺育子弟。

学校炊事班60多人，由一批部队侦察兵集体调来工作，担负幼儿园、小学部、中学部、教工食堂的膳食营养任务，孩子们称其为 “伙房伯伯”，其实都是年轻战士。

学校有自己的卫生所，设内科、外科、化验室、X光室、药房和50张病床。21军军长、少将肖应棠是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指挥员，他的夫人申英亲自担任校卫生所副所长，轮流与医生们到各班巡夜，整理蹬开的被子，叫醒常尿床的孩子起床小便，观察孩子的脸色体温，确保每个孩子身体健康。志愿军兵团司令杨得志与政委李志民曾当面对校卫生所所长张业胜说：“孩子出了问题，我找你算账”，后来孩子们都称其为“张司药”。

学校是半军事化管理，体育课跳木马就是模拟急速奔跑跃上军马。金属滑梯有二层楼高，称“天桥”，训练要求做到有胆有识。投垒球、吊环、攀登等都是国际体育项目。

1964年红沟靶场比武，育英学校代表队是太原市年龄最小的，小民兵枪枪命中，受到省军区和太原市领导的特别表扬。学校跳伞队成绩出色，12名跳伞队员获得了国家体委授予的三级运动员证书。学校航模队制作的滑翔机，连续多年获奖。无线电组制作的矿石收音机，曾获山西省无线电制作第四名。

脱下军装

1964年，中央军委决定，军队开办的学校全部移交当地政府。身为中校现役军官的王佩选校长与李连清书记，无限留恋地脱下了军装。1967年，“文革”武斗开始，为了不让在校的这批具有革命传统的孩子出事，校领导及时将保存在地下室的教职工配枪全部上缴。勃朗宁、左轮式等整整装了两麻袋，全部上交21军。后来“三支两军”的解放军进驻学校，又从中学部物理教研室找出一个箱子，内装一门美制无后坐力炮，暂时放置在一名解放军床下。因笔者与其同住一个宿舍，当时亲眼所见，脱口惊叹“好强的火力”。

“文革”结束后，因小学部校址被山西省军区招待所占用，小学部就没有恢复起来。仅留的中学部后改为太原市第二十六中学。1988年迎来40周年校庆之际，经全体老校友一致要求，学校向市政府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后，恢复校名为“太原市育英中学校”，现为太原市重点中学。

60余年，弹指之间。这所光荣的学校留给我们的，永远是那些谆谆教诲与光荣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