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巡视”制度异化与弊害

　　监察机关的工具性本质使其职能严重异化

　　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的性质从一开始就被定为皇帝的“耳目之司”。明太祖在敕谕中反复重申：“风宪作朕耳目，任得其人，自无壅弊之患。”明成祖也说：“御史，朝廷耳目，非老成识体者不任。”清雍正也说：“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所关甚大。”作为“耳目”，不能不听从耳目主人的意旨;作为“耳目之司”，其本质就是皇帝御民御臣的工具。御史们弹奏可以不请示台主或院主，甚至可以弹奏台主或院主，但不能不听命于皇帝。明代御史纠弹“皆承密旨”，出使时持有霜简，回朝经赴御前面奏。尤其是涉及用人、赏罚、生杀等大事，御史们更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轻则遭到训斥，重则被处惩罚，有清一代，此类事例经常可见。例如乾隆十一年，御史周礼奏请将户部侍郎李元亮开缺守制，遭到高宗训斥：“国家用人，朕心自有权断，臣下不可意为进退。”嘉庆八年，给事中鲁兰枝为图萨人命案上奏辩驳，仁宗极为恼怒，“生杀予夺大权，操之自上”，该科道官执简而争，“成何政体”!最后以“欲擅朝政”将其降三级调用。

　　明清监察机关的工具性、附庸性实质，不能不使监察职能发生异化。本来，朝廷设立监察制度的目的是彰善瘅恶，激浊扬清，整肃腐败，但实际上，监察制度沦为君主驾御臣民、强化君权的工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钦承宸断”的体制下，监察官员对自己行为的选择无非是以下三种：一是秉公执法，刚正直言;二是缄口默语，但求自保;三是揣摩上意，专事迎主。在三种选择中，第一种必然是少数，第二种、第三种必然是多数。因为，在刑赏生杀悉由乾断的政体下，秉公执法、刚正直言主要是其卓尔不群的个人素养和品德使然，而缄口默语和专事迎主则是体制使然。在明清，随着专制体制的强化，虽然监察立法的完备超过以往各代，但监察官员的行为也消极蜕化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在《大清会典事例》、《钦定台规》等法律文献中，我们时时会看到皇帝对监察官员唯恐失言、危及身家性命而疏于监察的训斥。有些监察官为应付考核，逃避怠工旷职之责，专挑无关痛痒之毛举细故滥竽充数。嘉庆针对科道官相互推诿、随同画诺的颓废之风，还特制“谏臣论”一篇，令所有科道官员每人照录一遍，进行大学习、大讨论，但仍难以收效。监察官工于心计、曲意迎主，更是比比皆是之官场现象。

　　明清御史沦为朋党争斗的工具

　　明清御史职能的异化，还有一个突出表现不能不说，这就是御史沦为朋党争斗的工具。朋党之产生，或因皇权之需要，或因皇权之弱化，本质上都是皇权政治母体上的一个毒瘤，是皇权极端化滋生出的一个怪胎。不过，从根本上说，宦官干政和朋党争斗会使国祚不定，朝纲败坏，是帝国政治的一大祸害。《钦定台规》就明确规定：“结党恶习诚朝廷之大患。”因此，明清法律都将纠弹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列为科道官的首要职责。实践中，科道官纠弹朋党的事例也屡见不鲜。但是，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宦官干政和朋党炽烈的时期)许多科道官都身陷其中，充当朋党争斗的枪手和工具，走向了御史正常职能的反面。

　　明英宗时，宦官刘瑾专权，在监察机关大肆安插亲信党羽，左都御史刘宇紧随刘瑾，用严刑强迫御史屈服，都察院成为刘瑾专权的附庸。明熹宗年幼昏庸，魏忠贤阉党乘机专权，许多科道官不顾名节，投于门下，双方互为利用，狼狈为奸，“权珰报复，反借言官以伸;言官声势，反借权珰以重”。清统治者对明代朋党记忆犹新，殷鉴不远。然而在顺治、康熙、乾隆等各朝都发生了激烈的党争，许多科道官也串通其间。如康熙时，左都御史王鸿绪与少詹事高士奇“植党为奸”，招权纳贿，给事中何楷等也“依附坏法”。乾隆年间，左副都御史仲永檀与大学士鄂尔泰家族“结党营私，纠参不睦之人”。明清监察官沦为朋党工具，既为朝廷所不允，更为民众所切恨，极大地损害了监察官的社会形象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