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巡视”制度异化与弊害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始建于秦汉，经过1500多年的发展，及至明清，它达到了最完备的程度，也最具有帝国政治的特色。明清高度发展的监察制度为其政治运行起到过一些正面作用，但它产生的弊端也最为严重和显著。

　　明清时期，在监察官这一贪腐大军中，巡按御史更是劣迹昭著，声名狼藉

　　从制度设计的初衷而言，中国古代历朝设立严密而庞大、位重而职大的监察机关，赋予监察官员远远超过他们品级的巨大权力，是希望他们凭此而有效地纠察百官、防治腐败，事实上，在这方面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带来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即监察官员因拥有过大的权力、凌人的威盛和特殊的地位而自身严重腐败。作为反腐者的“清洁剂”反而成了腐蚀剂，“在我无瑕，方可律人”，统治者这种反复申明的训谕只能成为美好的愿望。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明清御史的腐败十分有力地验证了这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

　　明清对监察制度的重视前无古人，朝廷赋予监察官的权力远超前代，但悲剧也因此而生，明清监察官贪墨成风，势不可遏。在监察官这一贪腐大军中，巡按御史更是劣迹昭著，声名狼藉。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御史外出巡按是“代天子巡狩”，其行事方式是“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他们拥有广泛的职责，其中最令地方官员害怕的是“举劾”之权，举则可以升职升级发财，劾则降级处分甚至锒铛入狱。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明清巡按御史顶着特殊的光环，手握特殊的权杖，拥有特殊的威势，是肥差中的肥差，让他们不腐败都难。

　　明清巡按御史的腐败首先表现为竭尽奢侈糜烂，大肆挥霍公款公物。地方官员为了“祈举免劾”，对巡按御史总是百般讨好，大献殷勤。路跪送迎、结彩铺毡、擂鼓放炮、盛宴招待、名物馈赠，这些是最起码的规矩。明朝有一县官为了特别讨欢，竟以貂皮饰溺器，以茵褥铺厕中，御史照样“受而安之”。更有一些厚颜无耻的地方官员为了拍马御史而竭尽卑躬屈膝之丑态。御史对地方官员是否殷勤献媚也十分在意和计较，往往将其作为举劾的一个重要因素。清代御史出巡也是百弊丛生，伍廷芳对此曾有痛切陈议：“既需给以盘川，又累地方之供应。所带不法人役，时或狐假虎威，苛索抽丰，沿途骚扰，是为耗费病民之一害。”

　　明清巡按御史的腐败更表现为公然索贿受贿。他们所到之处，颐指气使，“有司公行贿赂，剥上媚下，有同贸易”。对于“民间疾苦不问一声，邑政长短不谈一语”。有关明清巡按御史的受贿贪赃，史不绝书，举不胜举。嘉靖末年，御史陈志先巡按江西，受贿“不下数万”。天启年间，崔呈秀巡按淮扬，对“地方大害”的强盗，“每名得贿三千金辄放”，对“地方大恶”的访犯，“得贿千金辄放”。“不肖有司应劾者，反以贿得荐，不应荐者，多以贿荐。”这种明码标价式的受贿招来民怨沸腾：“淮扬士民无不谓自来巡按御史，未尝有呈秀之贪污者。”

　　清朝监察官员的贪腐也相当严重。如乾隆十三年，山东省遭受自然灾害，出使查办赈务的监察官及其家人、吏役等却不顾“民食艰难”，借机勒索，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嘉庆十三、十四年，御史广兴两次出使山东审案，“擅作威福，赃使累累，声名狼藉”，而与其一同前往的长官左都御史周延栋竟然听之任之，其本人也是每日所费白银十余两。于是有民谣说：“周全天下事，广聚世间财。”

　　目睹明清御史触目惊心的贪腐之状，似乎他们真是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其实不然，天还是有的(皇权始终在他们的头上)，法也是有的，而且还很细密和严厉。明代《出巡事宜》等法律对御史出巡的方方面面都规定得明明白白，如不得泄露机密、不得私自出界、不得擅自离职、不得和买货物和铺张浪费、不得携带家属和枉道回家、不得因私受谒等等，其中伙食标准是日廪五升，一菜一鱼，交通工具先是骑驴，宣宗朝开始方可骑马。御史与地方官员如何相见、如何对拜作揖等都有细文，这些规定多为清朝所继承。尤其是《大明律》和《大清律》都规定，风宪官贪赃，比其余官加二等治罪，并且受赃的类型十分广泛，包括受财、索财、借贷人财物、买卖多取价利、受赠送等。但是，法律规定得再明白、再严厉，御史们似乎视之具文，你做你的规定，我行我的腐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专制集权有时表现得非常刚强暴虐，而有时又显得十分软弱无能。其中缘由，应该引起我们好好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