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日之间那一艘船

中国死难者遗骨挖掘运动

老人名叫町田忠昭，生于1928年1月26日。今年94岁的他，是当年运动的亲历者。

骆勐是十多名中国青年之一。他的外曾祖父的骨灰，就曾被町田老先生恭恭敬敬地搬运过。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及企业，抓捕了超过4万名中国平民及抗日力量，到日本从事集中营式的残酷劳动。其间，日本多地形成了埋葬死难中国及朝鲜劳工的万人坑。骆勐的外曾祖父，就是被抓到日本，在日本秋田县的花冈矿山被迫害致死。

从1949年夏天开始，在大馆市的花冈矿山，中国遇难者的遗骨陆续被发现。随后，日本多地均发现了万人坑。最早的发掘者是住在花冈的朝鲜人金一秀。在他的带动下，日本各地华人和日本友人也发起了遗骨发掘运动。

1950年11月，花冈矿山416名中国殉难者的骨灰，被送到东京。人们在东京浅草地区的本愿寺举行了追悼仪式。

“那是史上第一次为中国死难劳工举行的追悼会。”70多岁的亲历者、华侨林伯辉老先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寺里的警察有300多名，外面还站了400多名，可以想见当时的紧张状态。在新中国和日本还未建交、冷战将要开始的恐怖气氛下，他们坚持为中国人祈祷。”

所有死难者的骨灰，都放在东京的枣寺。

这座寺院也和中国深深结缘。菅原惠庆住持曾到中国的净土宗名寺——玄中寺拜访。当时的玄中寺已经荒废，只有一棵枣树。于是惠庆住持就把枣树的种子带回日本。他请日本画家横山大观来画这棵枣树，横山大观说：“它可以作为中日友谊的桥梁，你们寺就叫枣寺。”

当时经历战火的寺院只有三间房。一间做客厅，一间做佛堂，另一间就摆放着几百个骨灰盒，住持菅原惠庆就睡在骨灰盒边上。“当时骨灰盒大约占据了整个房间的一半。”町田老先生回忆说。

从1952年开始直到今天，枣寺的三任住持都坚持每天为中国死难者祈祷。

2013年7月2日，中日友人聚集在枣寺，举行追悼大会。

中国劳工遗属吕满云说：“每当我们来到枣寺，站在这里，我们的心情是无法平静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旅日华侨和日本友人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日本各地散落的中国人遗骨，并将他们的骨灰送回到祖国。”

中国死难者的牌位，一直安放在佛堂左侧的佛龛上。牌位是中空的，里面装着416个死难中国同胞的名字。穿着僧袍的现任住持把牌位的顶盖拿掉，一倒，8块跨越60年的木片就落在眼前。

“写上所有劳工名字的，是枣寺现任住持的母亲，也就是惠庆住持的女儿。当年，在天天被日本特务跟踪的情况下，她还能静下心来，写下了每个人的名字。”林伯辉说。

骆勐的母亲杨静，第一次来枣寺祭拜时，也来寻找过木片。当住持打开牌位时，映入眼帘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她自己的祖父。杨静震惊，痛哭倒地。

1953年2月17日，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成立了。自此，遗骨送还运动正式展开了。

来之不易的第一艘船

1953年，时年25岁的町田忠昭还是早稻田大学文学系的一名学生。

他在大学里没有结识中国朋友，原本也不了解中国受害者的真相。在日本著名反战领袖鹿地亘的影响下，他加入了遗骨送还运动。

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抗日战争时在重庆发起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他们是鲁迅的至交，和宋庆龄也有交往。

“因为当时中日还没建交，日本政府就不同意送还遗骨。我们年轻人就打算带着骨灰一起在日本国会前静坐。”町田忠昭说。

但是，菅原惠庆主持坚持不肯把骨灰交给町田忠昭这样的抗议示威者。“因为住持说，决不能让死难者的骨灰被政治利用。最后是，中日年轻人一起在日本国会前静坐了一夜。”

1953年6月，日本政府终于批准将死难者遗骨送还中国。

1953年6月19日，町田忠昭和两名同伴起了大早。他们肩负着搬运遗骨的重任。

“我把骨灰小心翼翼拿到房间门口，另一个人把骨灰搬到车前，再一个人搬上车。从日本的习惯来说，抬骨灰的必须是亲人，但我当时也感到中国人非常亲切。60多年了，我现在依然这么觉得。”町田忠昭老人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