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日之间那一艘船

当时，551位死难者的骨灰盒装满了人们好不容易找来的三辆车，运到了东京火车站。

但现场的情况让町田他们大吃一惊。

“日本战败，东京又经历了空袭，火车站破破烂烂的，很多客运、货运列车都烧掉了，所以坐火车是很不容易的。日本政府以此为理由，打算把中国死难者骨灰装到货车里。

“当时看到这个情况，无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很气愤：你们太失礼了。”

从19日晚上8时到第二天凌晨3时，义愤的人群一直在车站抗议。“当时找客车很不容易。但铁路的工会也全面支持，最后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列客运列车。”

终于，劳工骨灰“坐”上了客车，到了京都的舞鹤港。

目送列车开出的町田，以为自己的“战斗”到此结束了，没想到只是开始。

“当时，在舞鹤港，遗骨和护送团将坐信安丸号船去中国。当时正处于朝鲜战争时期，台湾国民党政府发出声明：如果护送团里的中国青年和骨灰同船回中国，他们将把船击沉。”

事发突然，信安丸号只好停在了原地。

据町田回忆，同行的还有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他们也害怕有生命危险，想说服中国青年不要随船前往，但爱国青年坚决反对：“如果要炸我们的船，我们要跟骨灰一起死在海上。”

于是，6月20日，中国青年开始静坐，要求登船。“日本各地的广播、新闻都在播报，甚至都不报朝鲜战争的新闻了，遗骨送还运动成了大事。”

在东京的町田也听到了广播。当时，日本很多年轻人都跑到港口，声援中国青年。“从东京去那里，来回车票要1000日元，但当时我们学生，连100元都拿不出来。最后，好多朋友连饭都不吃，大家一起凑了2000元，最后我和另一个同学去了。”

静坐坚持了整整7天。当时正值酷暑。天气闷热，不断有人中暑倒下。

“到了6月27日，我们差不多快到极限了。这时候斗争才成功了。”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1953年7月，载着数百名中国死难者骨灰的信安丸号驶出港口。

“1953年7月2日，第一批骨灰送还团出发了。18个成员里有10名日本人，1名朝鲜人，7名中国人。”在2013年7月2日的追悼会上，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会长持田日勇回忆说。

“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成立于1967年5月，他们多次收集并送还中国二战期间在日死难劳工的遗骨，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

为了安全起见，遗骨和护送团的中国青年还是“兵分两路”。中国青年直奔天津，而死难者遗骨则是送到神户港，延后几天后才由“黑潮丸”号送到天津。

7月7日，“黑潮丸”号轮船抵达天津塘沽港。港口接还骨灰的，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廖承志。当月，他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在现在天津的抗日殉难烈士纪念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廖承志先生手抱劳工骨灰的历史性照片。

多年后，骆勐的外曾祖母终于收到了过世丈夫的骨灰，当时就昏倒了。醒来时，一边耳朵就失聪了。

据持田日勇回顾，到1964年，总共有9批遗骨送还团从日本出发，共送还了大约3000多具遗骨。由于许多死难者被埋在一起，难以准确统计人数。

有一次送还遗骨，是由菅原惠庆住持护送的。住持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主席见了面。

“毛主席对我祖父说：你为了送还中国人遗骨非常辛苦，我们想答谢，送什么好？我祖父就说：不需要送什么，但是我们信佛教的净土宗，贵国的玄中寺现在荒废得不成样，希望中方修缮恢复寺庙。毛主席爽快答应了，才有了今天的玄中寺。”枣寺现任住持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这座寺院实践了画家的预言，成为了“中日友好的桥梁”。在枣寺的墙上，就挂着著名佛教领袖、书法家赵朴初给惠庆住持的亲笔信。

惠庆住持给3个儿子起的名字，连起来就是“玄中寺”。他去世时，遗愿是“把骨灰埋在能看到玄中寺全景的地方”。枣寺把遗愿告诉了中国佛教协会，“在中方的帮助下，惠庆住持终于埋在了玄中寺山上。”

2009年，在东京举行的中国被强征劳工死难者追悼慰灵活动上，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的崔天凯出席活动。

崔天凯大使在致辞中说：“数十年来，以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合中国被强征劳工死难者共同慰灵执委会为代表，广大日本友人和在日华侨怀着道义与良知，为搜寻、挖掘和送还死难劳工遗骨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这一义举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

遗骨送还运动“不是孤立的”

町田忠昭当时不会想到，他们争取到的这一艘船，还促成了新中国使者的第一次访日。

1954年10月，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代表团首次访日，就是为了答谢送还遗骨活动，并祭奠死难者。11月2日，他们在东京本愿寺参加了联合追悼大会。

“回过头去看，当时的遗骨送还运动不是孤立的。”町田老人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人民的整体情绪是反对《旧金山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的，热爱和平的人们也互相声援。”

2013年7月1日，中国劳工死难者遗属到达了足尾铜矿。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8月，仅10个月，这里许多中国劳工死亡，幸存者在1945年12月才回国。

“日本战败后，有3个月时间，足尾铜矿的中国劳工就帮助当地的日本劳工组织工会。其实当时日本劳工也是欺负、奴役中国劳工的，但战后反而是中国人支援了他们。这种国际主义，在当时是多么可贵。”町田回忆起来，依然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