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日之间那一艘船

1946年，当地日本劳工终于成立了工会。在成立大会上，他们唱的《国际歌》不是日语，而是中文。因为这是中国劳工教会他们的。

“对于他们……作为一个日本人，我简直无话可说，衷心佩服。足尾虽然偏远，现在依然有一个非常大的追悼碑，就是为了表达对中国人的谢意。”

而在大馆市的花冈矿山，1966年5月，日本友人通过募捐，在山坡上建起了高大的“日中不再战友好碑”。碑名由第九次中国人殉难烈士遗骨送还团团长、日本众议院议员黑田寿男题写。碑的侧面，刻有郭沫若的题词：发展传统友谊，反对侵略战争。

对比鲜明的是，加害中国劳工的企业——鹿岛建设公司也在压力下建起了“华人死殁者供养塔”。实际上，记者在现场看到，只是一个极其简陋的水泥墩。

据长期记录这段历史的摄影师张国通回忆，1990～1994年，鹿岛公司多次提出要拆掉这个供养塔，但花冈受难劳工坚决不答应。

李德全的第二次访日是在1957年的12月。他们亲赴花冈，向殉难劳工鲜花悼念。廖承志还发表了重要讲话。

李德全回国后不久，1958年2月，在日本北海道的大雪里，一个“野人”被偶然发现了。

他是二战时被日军抓到明治矿业的中国被掳劳工刘连仁。当年，他冒死逃亡，藏在北海道的深山里，度过了13年“人不像人”的日子。他被发现时，整个日本轰动了。

据长期研究战时强掳劳工问题的日本一桥大学教授田中宏介绍，当时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爱知揆一给刘连仁送来了“一封信和钱”。但刘连仁拒绝接受钱。

1958年4月10日，刘连仁从东京港回国。离开之前，他声明：“我保留对日本政府的一切诉讼权利，包括赔偿。”

一名特别的日本法官

送还遗骨，并非赎罪的终结。

1994年11月4日下午，在东京永田町议员会馆，时任日本内阁官方长官的五十岚广三会见了花冈受难者联谊会名誉会长耿淳。

耿淳表示：“对花冈事件，日本政府也是有责任的。”他要求日本政府敦促加害者鹿岛建筑公司，使其承担包括赔偿在内的责任。五十岚广三首次就花冈事件谢罪称：“实在对不起，由衷地表示道歉。”接着，他还就解决包括花冈事件在内的战后赔偿问题，表明了“向前看”的姿态。

1994年11月10日下午，在东京参观原子弹爆炸纪念展时，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会见了耿淳老先生。在留下的历史照片上，村山富市鞠躬得比耿淳深。

在2013年6月29日晚的日本大馆市，大馆市民正在为来祭拜的中国劳工遗属举办欢迎会。一个清瘦的老人拿着话筒走上了前台。他获得了比任何到场人士更长、更热烈的掌声。

他叫新村正人，是来自东京的一名退休法官。

1995年，以耿淳为首的11名花冈矿山幸存劳工及死难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他们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一份长达308页的起诉书，状告鹿岛建设公司残酷虐待、加害中国劳工的罪行，并提出赔偿要求。

这是中国公民首次向日本法院控告二战中负有罪责的日本企业，因而备受世界关注。

然而，一次次开庭，让中国人和日本友好人士一次次失望。持续3年的马拉松式审理，总共7次开庭累计却不足5小时。

历史是何其相似。

1950年4月14日，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的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对花冈矿山大惨案的声明》，引发全国强烈反响：“像这样的大惨案，我们相信，在日本投降前后，决不止花冈矿山这一次，而遭了屠杀的我国同胞也决不止这416人。……而在这一件大惨案真相大白之后，日本方面更处之泰然，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同样的谴责，在近半个世纪后重演。

1997年12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11名中国原告败诉。作为花冈惨案的发生地，秋田县和大馆市纷纷举行了抗议声援集会。

大馆市民团体“花冈和平纪念会”副理事长谷地田恒夫发表声明，对东京判决表示震惊和气愤：“日本政府和鹿岛加害者对战争责任的掩盖和推卸，将严重影响日本与亚洲和国际社会的交流。”

大馆市市长小畑元对判决感到非常遗憾，并向老人们致歉：“我的前任已经做了，我以及后任市长都会一如既往地理解和支持你们，大馆市的人民永远支持你们，直到花冈事件的最终解决。”

1998年7月15日，日本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受理中国原告团的再次起诉。

历经20次法庭调解，2000年11月29日14时，在东京高等法院第17民事部所设812号法庭，花冈事件诉讼最终达成和解。

和解书规定，鹿岛建设公司一次性支付5亿日元，设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用于对986名受难者的赔偿、慰灵，遗属的自立、护理及后代教育等。

促成这场历史性和解的裁判长，就是新村正人。

据2000年11月30日新华社的消息，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评价此事称：“强征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花冈事件就是典型例证。我们一直要求日方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予以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据我们了解，奴役劳工的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已经承认当年的历史事实，并对劳工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谢罪。”

这位法官促成和解后，却悄然隐去。之后，他曾独自一人悄悄来到大馆市，祭拜了中国殉难劳工慰灵碑。

2013年，是他第一次公开来大馆参加追悼大会。“因为我退休了，不再是公职人员。”老人笑着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