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附属志成学校的辅导主任王松声，是我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也是我的入党监誓人，有一段时间我和他单线联系。清华大学有人能制作假身份证和假通行证。有同学要去解放区，我就找王松声，组织上同意之后，把要去解放区同学的假简历告诉他，然后取回逼真的假证件。吴晗教授的名字上了“剿总”的黑名单，李桦教授也不能在北平艺专待下去了，演剧队夏淳等一些同志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他们都希望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由我去通知他们什么时间、什么人去和他们接头，护送他们去解放区。我去清华大学执行任务，总是请诸有琼陪我一同骑自行车去。当时我们正在恋爱，表面看来，是一对情侣骑车去颐和园郊游，不易引起怀疑。我在航空公司兼差，给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条件。当时我有较优厚的经济收入，有些同学去解放区或有任务从解放区来北平，我总是给他们几块银元做路费或零用；有些同学没有吃饭的钱，我就资助于他们；利用在航空公司工作之便，我可以为地下党传递各种信息；有些同志要到外地执行任务，我就替他们买飞机票，护送他们进出机场，躲避“航空检查所”的检查。
在北平解放前的一段时间，党的地下工作十分紧张，但是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活动地点。王汉斌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又是地下党学委派来领导我们支部工作的同志。我和“一二?一”惨案后的西南联大校门口他谈问题，汇报工作，经常都是等天黑后，到寒风凛冽的大街上边走边谈，工作起来非常不方便，急需有一个联络点。1948年下半年，我通过熟人租到了东黄城根62号，一个独门独院，和同事胡秀峻（地下党员）住的63号院隔墙有门相通。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联络点。客厅里摆着紫红丝绒沙发，屋角有一个高高的取暖的大煤炉，室温可达二十五六摄氏度。卧室里有大圆镜子的梳妆台，整个屋子多少显得有些富丽堂皇。其实，我们只买了一张没有挡头的简易弹簧床，此外所有的家具都是旧的。丝绒沙发是从信托商行廉价买来的外国使馆寄卖的旧货，其余的家具包括炊事用具，全是原来的房客——一个国民党空军大队长逃跑前折价卖给我们的。就是这些陈设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敌人很难想象这里的主人竟会是共产党人。我和诸有琼准备提前结婚，成立一个家庭，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
有了这个地方做联络地点，地下党的同志们便经常来这里碰头，接受任务，研究工作。华北局城工部的佘涤清、崔月犁同志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来我家与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菊见面，了解傅作义的动向。我们了解到，当时傅作义踌躇万分，犹疑不决，他知道，形势瞬息万变，可能对他越来越不利。他经常在办公室里踱着方步，有时顿足，有时咬着火柴棍，心情焦急……他的一举一动，都随时汇报给前线司令部。对于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来说，吃饭也往往是个问题，所以，有些同志经常到我家来吃饭，我们不在，他们也可以叫保姆开饭，有时家里一天要开好几次饭，也分不清是午饭还是晚饭。中央航空公司北平站只有我一个党员，为了解放北平的需要，我在公司发展了几个新党员，一同团结公司职工保护航空设备、电台，动员技术人员留下来工作。为了争取职工的生活保障，阻止设备南撤，我们把中央航空公司的北平站站长看守起来，不让他逃跑，经过谈判，站长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同时，我们还把中国航空公司、陈纳德运输公司的职工团结起来，接管了设备和资产。后来，这些设备为两航起义的安全飞行、通讯导航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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