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学生举行抗议和示威游行，各界人士也纷纷谴责国民党的暴行。我到重庆后，找到刘光同志（中共中央青委），他说这里需要人开展工作，留下来吧，先不要去解放区，并要我与《新华日报》的记者朱语今同志联系。在重庆的这段时间，我与联大的同学赵景伦、杨育文等去沙坪坝几个大学组织学生串联，介绍“一二?一”惨案情况，声援昆明学运；联系一些进步人士和民盟成员（经罗子为、罗涵先介绍，我参加了民主同盟，并担任民盟中央青年委员）及新华日报社等单位的人在沧白堂举行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隆重的追悼大会；我们还去行政院找院长孙科要求严惩凶手，停止镇压学生运动，傅斯年出面接待了我们。
有一次，重庆的进步人士们在较场口开大会要求和平民主，国共团结，停止内战。郭沫若等许多进步人士刚到会场，一群特务就冲进来打砸会场，推搡郭老和民主人士们。此情此景，大会已难以如期召开，我必须赶快通知未到会的单位和有关人士。我忙奔跑着去通知民主报社、新华日报社、民盟总部……正往前跑着，我看见一辆小吉普车开过来，正是周恩来同志坐在司机旁边。我立即招手示意他们停车，并告诉周恩来同志会场的混乱局面，叮嘱他们一定不能去会场了。周恩来听了我的话，点点头，忙叫司机调头，说他马上去找国民党代表团交涉，要他们停止破坏行为……家庭中转站和联络点1946年下半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由昆明迁回平震惊中外的昆明“一二?一”惨案津，分别复校，西南联大的学生可以任选一校继续学习。我选择了北京大学。经王汉斌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在中央航空公司当报务员（我在重庆时考入该公司，并工作了几个月，后来公司同意调我到北平工作），这既可作为职业掩护，又解决了生活问题。当时，国民党实行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爱国学生运动此起彼伏。1948年8月17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下达了以“共匪嫌疑分子”的罪名在全国逮捕进步学生和民主人士的命令。
为了保存力量，减少牺牲，地下党决定组织部分党员和进步师生陆续转移到解放区。由于我的老家在天津和我在航空公司兼差等方便条件，党组织交给我一部分转移力量的任务。我父亲是铁路工人，大弟弟在菜站当学徒，便于做转移工作。党支部研究决定，把我家作为一个地下联络点，有些经天津进入解放区的同学先到我家停留，由我大妹妹帮着改制衣服，化装成老乡，再由父亲和弟弟趁天未亮时，从火车站后门把他们护送上车去冀东；还有一路是去西南郊，通过封锁线到冀中解放区。就这样陆续经我家去解放区的有2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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