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职业青年总支部有地下党员100多人，我曾先后担任地下党南系职业青年支部的支委、副书记、书记和总支副书记。大家分布在本市各行各业，渗透到许多要害部门，做着广泛联系群众的工作。我们通过各种办法收罗了敌人的许多武器，解放后，我们上缴了机关枪、冲锋枪、卡宾枪等长短武器几十件，装了满满一辆三轮车。
1948年底的一天晚上，国民党的军、警、宪、特联合查户口。四五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叫开了大门，我连忙把手枪藏在腰间。他们走进过道，对着墙上挂着的航空公司的大沿帽和美军的草绿色羊皮里短大衣（街上买的）端详了好一阵，似乎弄不清主人的身份，其中一人详细地盘问了我一番，没有发现什么破绽。然后，他们在客厅、卧室、厨房和院子里转了好一会儿，才怏怏地离开了。直到这时，我悬到嗓子眼儿的一颗心才像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手心里全是冷汗。因为，我一直惦着后院墙根的自来水表井，那里面有一个用砖头压着的大油纸包。那是地下党组织交给我保管的，里面全是准备解放北平时北平军管会接管国民党各机关、团体、工厂的命令，一份一份加盖了叶剑英和军管会的公章，装在信封里。如果被敌人查出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949年初，中央航空公司一架飞机送来了国民党的和谈代表，飞机返回上海时，飞行报务员、通讯处长顾乐有要事需要留下来。可是飞机上没有通信联络是不能飞行的。组织上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派我担任飞行报务员。起飞前一天，北平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王拓同志带我到六国饭店见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同志。叶剑英同志指示我，到了上海要想方设法了解上海国民党空军的部署情况。
从刚刚解放的北平到尚未解放的上海是十分危险的。但是飞行报务员的身份掩护将危险降到了较低的限度。一下飞机，“航空检查所”就把我叫去仔细盘问，我从容不迫地应付了一番，当时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他们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公司飞行员招待所。当然我是不可能住在那里的，必须三天两头地更换住处。没过几天，就有同事告诉我，有人到飞行员招待所和我住过的地方去查询我的情况。
就这样，我在上海住了20多天，一共换了十来个住处。这次我担任飞行报务员，给地下党工作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利用身份之便，把我军收集到的五六个大皮箱的“金圆券”带到南京，交给了地下党组织。日夜警惕、提心吊胆过日子的状况终于结束了，我们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1949年2月4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市委在国会街北大四院礼堂召开了北平全体地下党员大会，正式公开了地下党员的身份。解放前，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基本上是单线联系，许多很熟识、来往密切的朋友，彼此却不知对方的身份。到那里一看，那么多的熟人！大家从“地下”来到“地上”，相聚一堂，好像从朦胧的黎明转到了阳光灿烂的早晨，一切都看得清楚了。礼堂沸腾了！人们紧紧握手，相互拥抱，激动地流下了眼泪，简直不知说什么好。“原来你也是（党员）呀！”——无限丰富的内容都包含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之中。
1951年，我们搬家了。60多年过去了，如今，东黄城根62号已不复存在，拆建成漂亮、整洁的皇城根遗址公园了。然而在东黄城根62号的日日夜夜，北平解放前我们地下工作者和敌人的较量、斗争，我和我的同学、战友情同手足的深厚情谊，却像深深的刻痕，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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