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模表彰及其社会效应

（一）国内外的紧迫形势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

1950年的劳模表彰，实际上是对解放战争以来四年劳模运动的一个总结，也是迎接国家建设新任务的一次总动员。此时，国家还没有完全走出战争的阴霾，西藏、台湾尚未解放，国民党残余势力隐匿各处，成为新的政治土匪，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对新生的中国政权构成极大威胁。因此，在庆祝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把劳模代表和战斗英雄代表集合在一起，共同举办表彰、庆功大会，目的是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同仇敌忾，保护好革命的胜利果实，建设好新生的国家。1956年到来时，国家各方面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中共八大也将在这一年召开。为了更好地调动全国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典型引路的作用，新年伊始，全国总工会作出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决定。大会的主题，正是向社会主义建设进军，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提前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二）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目标

1950、1956年两次全国劳模表彰最明显的差别，是表彰大会名称和表彰对象范围的改变，而究其实质，其中隐含着对国家发展战略认识的微妙变化。首次劳模代表大会的名称为“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表彰的对象包括工业、农业和军队三方面，且农业和工业战线的名额基本相当。而1956年表彰大会的名称则改为“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代表集中在工业战线。

在1950年劳模表彰时，专门规定了农业劳模代表的条件。此时，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尽快使翻身的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条件；而老解放区在探索如何提高农业技术，尝试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因此，劳模评选条件中“带领组织群众实行生产互助或精耕细作勤劳增产，发家致富获有显著成绩者”排在了第一位，“模范的农民协会或合作社等群众组织中组织生产的优秀工作者”（《人民日报》1950年7月31日。）也是七条标准中的一条。把工业化作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并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确立的。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大部分农村实现了合作化，过渡时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即将完成，工业化的主体任务愈发凸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上来。劳动光荣，爱厂如家，埋头苦干，大搞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成为全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观。劳动模范也在这样的道德风向标下不断涌现。

（三）社会结构的重整唤起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作为旧中国的统治阶级被彻底推翻，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到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和平赎买，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民族资本家不再是原有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们中的很多人，有的成为国家机关、经济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的重新选择生活道路，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中的一员。

经济所有制变革造成的单一公有制，使中国社会结构更加趋向简明。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其政治和社会地位最高，因而获得了“工人老大哥”的称号。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也是新中国的基础。1956年是党成立以来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最好的一年。年初，在知识分子大会上，周恩来不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而且指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和改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一百多位教授、科学家受到表彰，华罗庚、钱学森、夏鼐、张光斗，以及青年讲师谷超豪、苏星等位列其中；110名优秀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教育工作者被授予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