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献研究室
1959年 六十六岁
4月5日 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话中说：（文件）要用口语写出来，每一个问题都要交代清楚，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态。你讲话是讲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嘛！这里有一个实质的原因，就是对于那个事物自己并不甚了解，自己并没有作到认真的分析，没有落实，没有注意读者的心理。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文章是口语。
5月30日 在对赵尔陆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几个问题的意见写的批语中说：“此件好，有相当的说服力，是一个工业界有了改进的文件，可以一读。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觉得头痛，没有逻辑（内部联系），没有论证，因而没有说服力的文件，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
12月15日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12月24—26日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像革命家的话。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表明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
1960年 六十七岁
2月5日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
2月9日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
4月10日 就修改《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致信胡乔木说：“第五部分需要修改。太长，宜缩一半，至少三分之一。问题太多，很不集中。废话太多，不现实，不如前几部分谨严。台湾部分写得很不好。结尾无力。”
1962年 六十九岁
8月11日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中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12月24日 在关于修改《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给胡乔木的信中说：“文章的中幅及后幅有许多空泛的话，应当大力概括，请考虑是否缩减1000—2000字。逻辑方面，扣得还不太紧，还抓不住人，请你注意，在严密的逻辑方面，认真调理一下。你所提出‘教训’问题，我认为不甚恰当，只要是严格说理又合乎事实，即实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起来的。有些话此时不说，将难找机会。但‘形式主义的所谓协会’，‘所谓’二字可以去掉。全文以14000字左右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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