殚思求火种
核武大家是怎样炼成的
钱三强找他谈话：“你是不是组织一批人先走一步，探索氢弹的原理？”——他成了中国唯一同时参加氢弹和原子弹研究的工作人员
“从1950年分配到近代物理研究所，直到1980年调离核武器研究所，我和原子能打了30年的交道。”谈起从事核武研究的三十年岁月，黄祖洽显得波澜不惊。
1950年，新生的中国正不断受到来自西方的核威胁，发展中国自己的核事业刻不容缓。当时，在此领域的研究无异于白手起家。黄祖洽回忆，他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室工作，所里分工明细，每个室下设研究组，每个组里都有一些大学生。他当时任理论部副主任，同主任邓稼先、副主任于敏等人担负着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方程式推导、设计工作。
刚进研究所三年，黄祖洽就面临第一次“转身”。1953年，按照所长钱三强的部署，他放弃原先的研究方向，开始投入核反应堆理论研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一领域的理论基础与实验设备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直到五十年代才有两台电动计算机，还不是现在的电子计算机，设备非常简陋。而当时的反应堆理论还具有相当的保密性，加上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公开的资料很难得到。那时的苏联在反应堆领域是绝对的权威，初出茅庐的黄祖洽却偏敢于质疑甚至推翻苏联数据。
1955年，黄祖洽随“热工实习团”访问苏联，其间，他用两种方法对临界尺寸进行计算，发现临界尺寸放56根零件即可，但是苏联原设计书给出的数据是需放63根，高出百分之十以上。面对如此大的差距，黄祖洽选择相信自己的结果，“因为我做的事情，都经过仔细的检查。”于是，黄祖洽立即找到苏联方面的负责人加拉宁博士讨论，加拉宁最后也承认设计书上给出的数据可能有误。1958年，在我国实际建堆的临界启动过程中，发现黄祖洽的“56根”临界尺寸结论是正确的。
正是靠着这股执拗与闯劲，我国反应堆理论研究平地起步，迅速提升。1960年，在民主德国德累斯顿国际反应堆会议上，黄祖洽作了我国第一个重水反应堆理论工作的报告。为了培养后继的研究者和工作团队，黄祖洽、彭桓武挑了十来个应届生，手把手教导具体计算方法、科研工作方法，毫无保留地将毕生所学传授给他们。我国第一代核反应堆理论研究队伍就是这样手把手带出来的。朱光亚评价黄祖洽为“我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丝毫也不为过。
进入六十年代，国家加大对核武器的研发力度。为了国家需要，黄祖洽再一次“转身”——从反应堆研究转向核武器研究，加入到“两弹一星”的研究队伍里。
1960年，钱三强找黄祖洽谈话：“你是不是组织一批人先走一步，探索氢弹的原理？”说干就干，黄祖洽被任命为“轻核理论小组”组长，首先开展氢弹的理论预研。不久，苏联回来的何祚庥和一直做核理论研究的于敏也都参加到这个小组中。钱三强当时具体负责主管轻核理论组的工作，黄祖洽、于敏和何祚庥每隔两三周向他汇报一次工作进展，解决了不少具体却关键的问题，例如需要增加计算机机时、需要增添磁带等；黄祖洽和于敏也领导有方，按照专业与特长不同，把小组细分成几个研究小组，每人分管各个小组的工作。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但是黄祖洽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都是一群有干劲、有实力的年轻人，“都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大家日以继夜地从各个角度分别探索着、思考着，又不时在一起讨论着突破氢弹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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