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避难是在1933年二、三月间，当时英国著名的“左倾”作家萧伯纳正在上海。2月17日，蔡元培派车来接鲁迅去宋庆龄夫人寓所参加宋夫人宴请萧伯纳的午宴。同席为萧伯纳、史沫特莱、杨杏佛、林语堂、蔡元培、孙夫人、鲁迅共七人。
傍晚，鲁迅归来时便将在孙夫人家的情况对瞿秋白复述一番。鲁迅和瞿秋白都觉得:萧到中国来，别的人一概谢绝，见到的人不多，仅这几个人。他们痛感中国报刊报导太慢，萧又离去太快，可能转瞬即把这伟大作家的访华情况从报刊上消失，为此，最好有人搜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把各方态度的文章剪辑下来，出成一书。于是鲁迅和瞿秋白在交换了意见之后，便亲自动手把需要的材料当即圈定，由杨之华和许广平负责剪贴，再由鲁迅和瞿秋白连夜编辑，鲁迅写序，用乐雯署名，就在2月里交给野草书屋出版，这就是流传于世的那本《萧伯纳在上海》的书。值得一提的是，《萧伯纳在上海》一本书出版后，鲁迅将全部稿费都付给瞿秋白，这对于经济上入不敷出的瞿秋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到2月底瞿秋白就又走了。因敌人追踪甚紧，瞿秋白在短短期间，就搬移了好几个地方。那时情况危急，每一搬家，就大都什么也不能带走，鲁迅送给瞿秋白的许多书都散失了，许广平送给杨之华的一件棉旗袍也在一次仓促搬家时丢掉了。
鲁迅常常为瞿秋白的安全焦急，总想对他加以帮助，1933年3月1日、3月3日，鲁迅亲自请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夫人跟他一道往东照里替瞿秋白看房子。显然住在日本人的家里总比夹住在中国人堆里要安静得多，鲁迅满意地租了下来。
瞿秋白因有一时的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所以在短短时期以内，就写作了许多精美的杂文，用鲁迅所用的笔名，由许广平誊抄后，再由鲁迅当作自己的作品投寄给《申报·自由谈》等处发表，后来鲁迅将它们编进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南腔北调集》中。据许广平回忆，瞿秋白下笔很迅速，住在她家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鲁迅从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拿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二篇，送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绝伦。
当时，鲁迅正和“新月派”论战，和“民族主义文学论战”，和“第三种人”论战，瞿秋白和鲁迅总是并肩作战、互相呼应。例如，鲁迅写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瞿秋白写了《狗样的英雄》；鲁迅写了《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等文章，瞿秋白便写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他们的步调是很一致的。由于瞿秋白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为此鲁迅书写举世皆知的那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条幅相赠。其内涵不言自明。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