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士诞生记

　　恢复研究生

　　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

　　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

　　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

　　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

　　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

　　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一锤定音。

　　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

　　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

　　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

　　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

　　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

　　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

　　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

　　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

　　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

　　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

　　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

　　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

　　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

　　“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

　　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

　　希望再次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