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建立后，还要不要注意解决分配领域由于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原则带来的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注重共同富裕和防止两极分化
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消费资料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消费资料分配涉及社会平等和公平、公正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也涉及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公平与效率等等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毛泽东作为一个为人民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终身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不可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进行深入的探索，取得自己的经验。他在探索中，虽然出现过认识上的反复，有过失误，但也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做出过重大贡献。对于他失误的原因，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曾作过中肯的分析，指出这主要是由于他不适当地沿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的经验，受中国文化中农民平均主义和大同思想的影响，以及误读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法权”（今译资产阶级权利）概念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纠正了在资产阶级权利问题上的认识偏差。邓小平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 随后，我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说明，这些政策和制度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实际，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党的十六大报告语）但实践同时说明，实行这些政策和制度，如果不注意抑制其自身缺陷的一面，也会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行业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得过大，导致贫富悬殊，甚至出现两极分化。那同样会影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只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就会看到，虽然毛泽东关于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思考存在偏差，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情况下的贫富悬殊也主要不源自按劳分配，但他反复强调实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仍然存在形式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反复提醒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要注意共同富裕的问题，却是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思想的深化，也是对于我们今天防范两极分化问题的重要意义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国家虽然又不富又不强，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 他认为如果只讲按劳分配，人们由于先天条件、家庭负担方面的差别，收入差距难免会逐渐拉大，久而久之势必两极分化。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完成后迅速推进农业合作化是出于这个考虑，在20世纪60年代初坚决反对分田单干（即今天所说的包产到户）同样是出于这个考虑。他总是担心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者和脑力劳动者相对于体力劳动者具有事实上的优势，如果过分强调等价交换、按劳分配，会逐渐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复辟。他一度提出取消薪金制、恢复供给制，批评苏联“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 是出于这个考虑；晚年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样是出于这个考虑。他的这些思考存在理论上的误区和脱离实际的一面，但也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等价交换原则和按劳分配制度中客观存在的矛盾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的。
邓小平早在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时，就要求对先富裕起来的个人“征收所得税” ，“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 他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纳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他反复提醒大家，改革不能搞两极分化。他在晚年还强调：“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 把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与毛泽东关于按劳分配的思考加以比较便不难看出，他们在社会主义必须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解决好消费资料的分配，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有了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劳动所得，处理起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敏感。近些年来，党中央关于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资本与劳动相互关系的提法在不断变化，相关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共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贫富悬殊同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回顾毛泽东当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的思考和探索，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显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及贡献，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也为我们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供了思想营养。新中国成立10年时，毛泽东说过：“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指出新时期是逐渐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时也说：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这就告诉我们，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认识的过程；我们应当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探索联系起来总结，对探索中取得的认识加以全面分析，既不固步自封也不妄自菲薄，既要勇于修正错误也要勇于坚持真理。只要我们这样做，就一定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由必然王国向着自由王国再大大迈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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