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枫
意识形态争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虽然上世纪60年代国内外形势和主客观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苏间的意识形态争论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应当说压根就不该搞，对谁都没有好处。这是新时期邓小平所一再强调的。这体现在：
就意识形态争论的性质而言，邓小平认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既然对世界的变化没有搞清楚，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搞清楚，就很难说那场论战的性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了。所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强调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邓小平彻底否定了“论战”这种方式，提出了今后“不搞争论”的重要原则。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他强调：“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这就从实践和理论的高度，彻底否定了以“论战”形式解决党际间分歧的正当性、可行性和必要性。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党在大论战中的“真正错误”在于“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谈到“九评”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邓小平这一谈话非常透彻和彻底，意思是说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观点、个别问题，而是思想方法错了，因而是带全局性和根本性的。这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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